七、残酷的药物实验
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０日晚１０时，位于西贡市区加梯那大道的迈阿密夜总会的大厅里，十二名脱衣舞女在变幻不停的彩色灯光下，整齐划一地踢着大腿。她们上身的乳罩已经脱去，围在腰上的黄色绸布随着她们的旋转不时起落着。在震耳欲聋的滚石音乐的节奏中，她们摆动髋部，做出各种充满赤裸裸肉欲的动作。
一百五十多名美国人、越南人、南朝鲜人、台湾人和其他国家的游客喝着各种酒或饮料，不时发出阵阵喊叫声、狂笑声和酒杯摔到地下的声音。
这是一场慰劳驻在越南的各盟国军队军官和士兵的招待酒会。此时，迈阿密夜总会的老板武婷昭正在配电室里催促着两名磨磨蹭蹭的电工修理那台漆皮已经剥落的空调机。配电室的门打开了，走进一名身穿黑绸凉服的中年男人。武婷照扭过肥胖的身子看到了那个中年男人之后，匆匆吩咐两个电工加紧修理，然后接着他走出了配电室，来到通往大厅的过廊。这时，从大厅又传来一阵刺耳的喧闹声。“这些刻去送死的家伙！”武婷昭低声咒骂道。那个中年男人俯到武婷昭的耳边，对他讲了一个新消息。听了他的话，武婷昭向大厅瞟了一眼，告诉他立即去布置什么，然后匆匆离开过廊，回到他位于迈阿密夜总会二层楼的经理办公室。
十分钟之后，身穿白色礼服的武婷昭出现在大厅里。
他手持麦克风，笑容满面地向人们宣布∶几小时之前，美国和越南的军队应３月份推翻西哈怒克亲王政变的柬埔寨王国副首相朗诺中将的要求，在第四军区司令杜智高将军的指挥下进入了柬埔寨境内，协助朗诺中将的部队清除北越的共产党基地。
一阵骚动之后，大厅内四角的灯光熄灭了，只剩下照亮舞池的两盏聚光灯。这时，随着响起的桑巴舞曲的音乐，三名头发披散全身、一丝不挂的越南姑娘踏着节奏、摇摆着臀部走进舞池。她们的手腕和脚腕上都戴着印度式响环，饱满肥硕的乳房不住地上下颤抖着，悬垂在她们长长伸出的乳头上的铜制佛铃发出清脆的声音；当她们扭动肢体，拖到腰部以下的长发便飘然而起。大厅顿时沸腾了，那些第二天就要奔赴老挝或柬埔寨战场的军官和士兵都瞪着充血的眼睛，疯狂地叫喊着、狂呼着。突然，一名黑人士兵怪叫着向舞池扑去，随后几乎所有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朝那个方向扑了过去。
三名可怜的舞女尖声嘶叫着被揪住头发拖倒在地，无数双疯狂的手臂向她们赤裸的身体伸了过去。武婷昭和两名侍者在推推攘攘中挤到舞池里进行劝说，而一名南朝鲜士兵挥起手狠狠揍了他一记耳光，把他的假牙也打得掉了出来。原来站在门口的越南警察听到骚乱冲进了大厅，见此情景急忙去给警察局打电话┅┅在那场骚乱中，只有一个年轻人始终站在大厅的一角，面露微笑地看着整个过程。他，就是这次慰劳宴会的策划者之一，流亡的前武装部队第一军区阮正诗将军的孙子、西贡天地会成员阮文新。与其说他这天晚上是来参加慰劳各国驻越盟军的宴会，倒不如说他是怀着一颗被战争扭曲了的邪恶灵魂来亲自哲学他们的“重磅肉弹实验”。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在西贡将领中颇有声望的前第一军区司令的嫡孙，是在１９６５年４月１２日国家元首潘辉括博士为欢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朝鲜军事小组成员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
席间，阮正诗将军带着一个年轻人向洛奇大使和我走过来。仍然讲着几年前那口蹩脚的英语，阮正诗将军同我们打了招呼，并且把那个年轻人阮文新他的嫡孙，介绍给我们。
阮文新当时是军医大学的学生，看上去非常英俊，而且彬彬有礼。他身穿绿色军装，头戴栗色贝雷帽，佩戴着金红两色军医下士星级肩章。他用一口带有很浓美国味的英语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他正在撰写一篇有关“垂体激素释放因子中十和三的人工合成”的论文。从他的精神来看，他既没有整天怕考试不及格而派往前线的那些士兵的担忧，也没有对政府的动荡不安而感到的焦虑，总是挂着副无忧无虑的微笑。那时，我们谁也没有发现他身上那潜伏的暴戾和令人触目惊心的残忍；与此相反，我们感到他是个可爱的年轻人。
在记者招待会后不久的一天，我又一次遇到了阮文新。那天早晨，我们被洛奇大使告知，美国国务院第３３１４号电报指示西贡大使馆与潘辉括讨论引进南朝鲜一个战斗团的问题。他要我们在潘辉括回到西贡之前尽快将２月８日报复性空袭时阮高其少将的材料整理出来，并把当时在左莱医院治疗的一个被捕的越共分子关于胡志明指示扰乱计划的供词送到阮文绍将军那里去。
在我刚要走出左莱医院的时候，阮文新骑着一辆脚踏机动车驶了进来。
“莫尔少校。”他认出我，热情地打招呼。
然而，晚上在翁领桥剧院里，我发现他有意谈起美国关于引进第三国部队的事情。在那个场合，我一方面尽量回避，一方面婉转地告诉他，我没有接到过任何有关那个问题的材料或指示。他的谈话使我发现，尽管潘辉括政府在民政、政治以及军事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并取得了一些进展，越南共和国政府官员之间组坳靖派与少壮派的磨擦依然十分激烈。阮文新向我讲了阮正诗将军对一些问题的不满，并征求我的看法。当然，我还是婉转地回避了，因为我怀疑他在为政府中某些人，很可能是阮正诗将军，做发动又一次政变的试探。
几个月之后，阮文新的话得到了证实。少壮派军人阮文绍和阮高其与当时半自治的阮正诗将军的矛盾，终于在１９６６年３月１２日升级到军事冲突。在好斗的佛教领袖释智光的支持下，顺化和岘港的阮正诗将军的部队公然站到西贡少壮派的对立面。美国驻岘港海军陆战队司令刘易斯．沃尔特将军获悉，阮高其中将的空军准备进攻这个地区的反对派军队，而反对派军队也正计划攻打这个地区的政府军。
沃尔特急忙发出警告，声称“要出动美国喷气式飞机进行自卫”。结果，反对派在这次政变中失败了，因为地方性和宗教性使释智光的佛教待捣毁了美国驻顺化的领事馆。从此，号称实力派的阮正诗将军开始了流亡生涯，而阮文新也再没有来找过我。
几个月后，少壮派军人委员会推翻了潘辉括政府，阮文绍将军出任国家领导委员会主席，阮高其将军出任了总理。
１９６７年３月２日，也就是美国空军Ｆ－１００超级佩刀式和Ｆ－１０５雷公式喷气飞机轰炸了北越邦村弹药库，越南共和国空军Ａ－ＩＨ战斗轰炸机袭击北越广溪海军基地开始的“雷鸣电闪计划”一年多之际，我以上校的军阶调任西贡特别警察局坳靖事务顾问。
这期间，我的主要工作是对付西贡堤岸及附近地区的恐怖主义分子的暗杀活动。由于美国对北越的轰炸表明了我们强硬的态度，越共对南方恐怖活动的支持收敛了一些，这使西贡堤岸地区相对地安宁了一段时间。
那时，我已经能够讲一些越语，空闲时常和警官们用越语聊天，不久我发现，他们对我数年来依然孓然一身感到惊奇，几次提议我娶一个越南姑娘。对此，我不置可否地回避了，象我这样长期呆在越南而又没有结婚的美国人，对他们说来是不可思议的；或许，他们之中有人猜想，我可能患有不治之症吧。随他们怎么想去！
自从那年春的事情发生以后，我一直感到心中郁抑，要是想到她在以后的一天几乎把我杀死，或许我还会好一点。然而，不幸的是我偏偏无法从当时的心境中自拔出来。在西贡站工作的时候，我常到“人肉市场”附近转悠，但再也没有见过那熟悉的身影。有时感到烦闷，我偶尔也去酒吧或什么地方找个姑娘消遣，但是无论怎样也不能摆脱那种莫名的阴影。
“哈尔。”一个叫民的警官叫我。
他们总是把我叫作“哈尔”而不是“莫尔上校”，以示他们和我之间的亲密程度。我理解这一点，所以由他们这样叫，倒象我给予他们一种荣耀似的。
“哈尔，”民在一天下班时走进我的专用办公室∶“晚上出去走走好吗？”他问，眼里流露着期待的神色。
“为什么不呢？”我说，那天雨后天晴的黄昏使我对西贡产生一种新鲜、陌生的感觉，这也许就是我欣然接受民邀请的缘故吧。
天渐渐黑下来，空气很好。我们来到龙家码头的一个熙熙攘攘的夜市，并在那里吃了小吃。
西贡的生活费用是很高的。一盘米饭、一碗面条、一瓶可口可乐，在这里的售价要比其他东南亚国家贵上两倍多，所以对一般西贡市民来说，确实是个头痛的问题，只有我们这些花钱无忌的美国人显得成了替罪羊。
然而，民并没有让我买食品，他叫来老板（原来他们很熟悉），给我买了很多菜。
“民，今天我来请客。”我说。
“我约你来，当然应该由我请客了。”民满不在乎地说，接着又补充道∶“以后你也可以请我呀。”
我明白了，他希望我邀请他去吃饭，这样他就可以在同事们中眩耀了。几乎所有象他那样的越南青年都以有一位美国朋友而感到很时髦、体面。
吃过晚饭，我们沿着附近的黑市货摊闲逛。小贩们高声叫卖着，而他们兜售的香烟、香水、驱蚊灵、糖果、罐头、手电筒、收音机，甚至女人穿的内衣、乳罩等上千种货物的产地几乎都是美国；其中，许多货物上还贴着“美国人民免费赠送的礼物，一概不出售”的字样。我注意到，在黑市小贩中搀杂着许多马来人、印度人，他们多数在这里兜售一些工艺手饰品。另外，在黑市的一角，我们看到一辆满载军用品的卡车停在那里，几个越南儿童在卡车上面卸着货物，而一个小贩模样的人显然正在同一个美国士兵讨价还价。
“这些小贩常到军营去买东西。”民对我说∶“都是偷来的。越南人一件一件地偷，美国士兵用卡车往这里偷运，从来没有人管得了。”
“那么东西一定很便宜吧？”我问。
“不，这里的东西，有时候还比别处贵上一倍呢。在越南只有一样便宜的‘东西’那就是女人。只要你肯花钱，不管什么样的女人都能搞得到。”
“这个我非常清楚。”我说∶“那些站在‘人肉市’上的姑娘，的确是太便宜了。”
“谁还到那个鬼地方去？”民露出不屑的神情∶“在它旁边，美国人早就盖起一个新地方，而你说的那个‘肉市’几乎没有什么人再想去了。”
几年前，我似乎听说过那件事。
民见我似乎有兴趣，感到非常高兴，建议我去一家名叫“陀陀古”的跳舞场。
他毫不隐晦地告诉我，陀陀古的舞女在当时西贡是最走红的。
“好吧。”我说，决定去那里看看。
民所说的陀陀古跳舞场是一栋三层的楼房，位于码头公园的南侧。民介绍说，那一带是西贡的红灯区，所有较大的酒吧、夜总会、跳舞场和妓院，几乎都设在那里，而陀陀古跳舞场是比较著名的一家。
看来民对这家跳舞场十分熟悉。我们进门的时候，民同看门人打了个招呼，好像还塞给他一些钱。
我觉得，这家跳舞场也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旧式的圆型大厅，忽明忽暗的灯光，柱子和墙上画着一些歪七扭八的裸体女人，半弧形的舞池里有几个美国士兵搂抱着小巧玲珑的越南姑娘，在慢悠悠的舞曲声中摇晃着身子。民走到卖酒的柜台去拿来两杯酒，与我在一张靠近舞池的桌子旁坐下。
“这是正牌的山地威士忌。西贡只有陀陀古跳舞场有这种酒。”他说。
“我想这种酒一定是卖黑市价格的吧？”我问。
民显出很内行的样子∶“当然，价格虽然贵一些，可是正自牌货。象詹姆森、瓦特６９、黑马，在西贡都可以买到，只是钱多罢了。”
这时，舞池里又增加了一些人，美国人、越南人、南朝鲜人和阿拉伯人，他们的舞伴几乎都是陀陀古舞场穿露胸黄罩衫和紫色超短裙的舞女。一个瘦高的黑人士兵抱着一个身材矮小的越南舞女，好象在跳着一种花样很多的步子，在舞池里滑来滑去，并不时发出放荡的怪笑。我留意到，这里的舞女显得比一般越南姑娘丰满肉感，尤其是高高耸起并不停颤动的乳房，总令人感到是加了什么弹性的衬垫似的，或者像产妇那种充满汁液的乳房。另外，她们的肌肤似乎有点过于丰腴，身上的肉在跳舞时总是不停地抖动，更显得肉欲横溢。
“你好，哈尔。”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下。
我转过身，见一个穿无领汗衫，戴着黑眼镜，操着一口美国英语的越南青年在对我微笑。那副面孔也使我觉得很熟悉，可是一时又想不起来。
“哈尔，你认不出我了吗？”他摘掉了眼镜。
我蓦地想起，他原来就是从阮文绍将军政变成功后失踪的军医下士阮文新。自从他的祖父在顺化冲突失败之后，我一直以为他早就到法国或者什么地方去了。
他看出了我的疑惑，向我解释道∶“我并没有离开越南，大学毕业后，我到前线呆了一段时间，尔后一直在左关医院任职。”
“那么阮正诗将军呢？”我问。
“他当前在苏黎士养病。”他显然要回避他的祖父，转身问道∶“你是特别警察局的吧？”
民急忙站起来回答。看得出，尽管阮正诗将军已经流亡国外，但是他在西贡军界仍然很有威望。如果当初阮正诗将军不直接与美国发生冲突的话，我认为他很可能在冲突中取得胜利。
我们坐在一起闲聊了一会儿。他告诉我们，他与陀陀古舞场的老板是朋友，经常到这里来，为了表示亲切，他特地到楼上为我们领来两个胖乎乎的姑娘，并交给我和民每人一把钥匙，免费请我们在那里过夜。
“你们的房间在二楼。”他说，一面在纸上写了他的电话，然后交给我，“请原谅，我还有个约会，你一定要给我打电话。”说完，他匆匆离开，同站在酒柜前的几个越南人说了些什么，然后一起步出舞场。
我转过身，开始同阮文新带来的两个姑娘攀谈起来。她们的名字叫做“绒”和“江”，看上去很年轻的样子，都穿着同样的超短舞裙，白晰的大腿露在外面，脖子上戴着黑色的项圈，丰腴的胸脯高耸，显然由于没有乳罩，以致她们的奶头在薄薄的袒胸罩衫上出现了轮廓明显的凸起。象西贡其她妓女一样，她们的头发烫得很高，前发几乎遮住了整个额头。
“你们为什么不到前面来跳舞呢？”我问。
我的话使她们惊讶不已，因为很少有美国人懂得越语。在西贡，你到处都可以讲英语或法语，因此多数美国人觉得没有必要学越语。而作为一名美国特工人员和军事顾问，我必须懂得这种语言，况且同春交往的近一年里我已经能够听懂一般的句子了。
“我们刚刚在冲澡。”坐在我左边名叫“江”的姑娘用不合语法的英语卖弄风骚地说。她几乎贴着我的脸了，我感到她的肥硕的奶头挨到我的肩膀，同时从她身上飘过一股很浓的“梅馨”或者其它什么牌子的香水的味道。
“con be（小妞儿），”我仍然用越语说∶“我听得懂你们的语言。”
她怔了一下，然后很尴尬地用同样蹩脚的越语慢吞吞地对我说∶“我还讲不好越南话。”
“她的家在柴桢，刚来不久。”绒笑嘻嘻地用越语告诉我。
我明白了，这是一个柬埔寨姑娘，怪不得她刚才一直同我讲英语呢。
后来，阮文新告诉我，在西贡的妓院里不仅有柬埔寨姑娘，还有老挝姑娘、泰国姑娘、印度姑娘、马来姑娘，甚至还有一些白人和黑人姑娘。她们有的在西贡呆了很长时间，也有的过一段时间就转到其他国家去了。阮文新说，两年前法侨开设的斯打星都夜总会用三千美金从意大利走私商那里买了一名十五岁的波兰姑娘，专门接待美国军官和越南高级官员。这种贩卖妇女的买卖在西贡十分流行，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妓院和夜总会都从事这种生意。
我仔细观察之后发现，江确实有一副柬埔寨姑娘特有的脸型，高高的额骨、尖削的下巴，而且头发又黑又密。出于好奇心，我决定使用阮文新给我留下的那把标有Ａ１２记号的钥匙。
陀陀古的确比我去过的“人肉市场”高级得多，四面墙壁非常平整，地上铺了用棕毛或什么材料编织成的席子，漆成紫色的竹床上挂着粉红的蚊帐，一切都显得很干净；只是天花板太矮了，我伸出手就能够摸得到。
走进房间的时候，我发觉江一直在有意地用她肥胖而且潮呼呼的奶头蹭我的胳膊。我用骼膊向后巾了一下，想证实她那高耸的、颤巍巍的乳房是否装有衬垫，然而被她躲过了。她嘻嘻笑着，从后面抱住我的腰。我转过身揪着她的骼膊把她拖到面前。怎么？她胸前的罩衫出现了两块湿渍，很象奶水溢出的痕迹。我让她把罩衫脱掉，她照办了。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是两只硕大饱满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充满汁液的乳房，直径很深的深褐色的晕轮显然是产妇特有的。
“这是怎么回事？”我抓住她的肩膀问道。
她没有回答，脸上出现慌乱的神情，举起双手，搂住我的脖子向下按，把奶头塞进我的嘴里。我想问问她，可是还没有说出话，大股的奶水便喷了出来。她的手搂得很紧，甚至把乳晕都塞进我的口中，这是怎么回事？我被这意想不到的事情弄得莫明其妙。渐渐地，这只乳房空了下去，她又换过另一只。还是像刚才那样塞在我的口中，同时还发出象是叫喊又象是呻吟的怪声。她躺了下去，仍然搂着我的脖子┅┅
终于，她平息下来，身子软绵绵地瘫软在那里，看得出，刚才她处于一种神志不清的极度性欲亢奋状态。在当时的西贡，使用各种催情剂屡见不鲜。一些妓院的老板们常常给妓女服用、注射“Thuoc bua me”（一种媚药）或者其它情欲亢奋药物，以便使她们对每一个客人都保持自发的渴望。这位柬埔寨姑娘也是由于催情剂的作用才这么亢奋吗？从她饱满的乳房看，她好象刚刚生过小孩。但是，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到陀陀古从事这种营生呢？
我们躺在地上，慢慢地交谈起来。尽管她的英语和越语都极为蹩脚，甚至颠三倒四，但是我还是通过她的手势和表情弄懂了她的意思。
她告诉我，她原来的名字叫“多依拉”，“江”这个名字是到西贡后起的。她的家在柬埔寨的大米散集地柴桢，有兄弟姐妹六人，父亲为一家碾米厂做工。一年前，她的父亲在从磅略白返回柴桢的途中，被越共分子开枪打死了，这使得她的一家人陷入极为穷困的境地。一次，她在大米包运站只几个补麻袋的妇女说，西贡有家新建的人造冰厂正在柴桢招募一批柬埔寨女工，工资是每月二千元南越币。为了谋生，她和姐姐赛邬玛及另外十四个柬埔寨姑娘在几天后登上了一辆开往西贡的卡车。然而，那辆卡车把送她们去的地方并不是什么“人造冰厂”，而是这家陀陀古跳舞场。陀陀古跳舞场的老板名叫德焕，是侨居西贡的柬埔寨人。在德焕和打手的威逼下，从柴桢运来的十四个柬埔寨姑娘全部当了妓女。多依拉十九岁的姐姐赛邬玛和其她四名柬埔寨姑娘不愿意受这种凌辱，在一个雨夜搭乘汽车逃跑了。由于她们既不懂越语，又没有钱，很快就被西贡的黑社会组织捉住送回陀陀古跳舞场。为了罚戒其她的姑娘，德焕把赛邬玛等五个姑娘毒打了一顿之后锁进一个铁笼子里，一连三天不给她们食物。后来她们被德焕以每人五十美元的价格卖给黑社会组织青林帮，由他们转卖到其他国家去了。留在陀陀古跳舞场的九名柬埔寨姑娘失去了人身自由，每个月只能拿到不到一千元南越币的“报酬”，尽管每次客人付给她们八十至一百元南越币。
听到这里，我觉得她们很凄惨，因为当时在西贡猪肉的价格是每公斤一百二十元南越币，鸡肉的价格是每公斤一百三十五元南越币，而这些年轻姑娘的肉体还不值一公斤猪肉或鸡肉的价格。难怪西贡的《行动报》说∶“用一瓶美国威士忌就可以换到几个越南姑娘。”
我望着她那两只又在渐渐鼓涨起来的、硕大的乳房，问她为什么在哺乳期还要出来接客。她犹豫了一会儿，似乎有些顾虑。最后，她终于对我叙说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
原来，陀陀古舞场所有的舞女就要定期注射一种空孕催乳剂，使她们未经生育却分泌出奶水，以此来吸引更多的顾客。这种烈性空孕催乳剂不仅能无需生育即使妇女的乳房分泌出大量的奶水并激起无法抑制的性欲，还有另外一种副作用，即∶如果不及时把分泌出的汁液排出来，乳房便会极度膨胀，甚至发生乳房肌肉痉挛，导致爆裂般难以忍受的剧痛。所以凡是注射过这种空孕剂的姑娘，只好不断地把奶水挤出乳房，以减轻痛楚；然而，她们愈是挤清乳房内的奶水，奶水分泌得反而愈多，乳房则愈肥硕，奶头也愈发达。可怜的是，那些在陀陀古跳舞场的妓女为了生存，不得不在出卖自己肉身的同时，还要将她们本应哺育婴儿的乳汁奉献给到陀陀古寻欢作乐的男人。从多依拉的表情可以看出，她简直象是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听凭了可悲的命运的安排，终日忍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
一切都明白了，我甚至还猜到配制这种把女人当作牲畜来糟塌的药物的“药剂师”的名字。
“多依拉，”我叫着她的柬埔寨的名字∶“你知道陀陀古跳舞场从哪里搞来这种药物的吗？”
“你说什么？”她说话含糊不清了，脸上又现出迷罔的神色，她的两只乳房也再一次膨胀起来，粘液涌出她的下身，沿着她大腿的内侧淌了下去┅┅我知道，一定是药物的效力使她再度进入了不能自持的亢奋状态。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由于药物促使性亢奋的反复发作，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使一个好端端的姑娘因难以满足的情欲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在医学上称为nymbhomania（女子性淫狂）的荡妇。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９日，美国空军第七航空队出动喷气式飞机，轰炸了北越首都河内和重要港口海防的油库，作为对北越的一次报复。河内的油库已经被夷为平地，海防百分之八十的设施也被炸弹所摧毁。
“美国人早就应该对北越进行这样的轰炸。”我的越南同僚们认为美国人似乎终于觉悟了。
“那么，你们在北方的同胞会怎么看呢？”我问。他们愕然地望着我，感到很奇怪。
作为一名美国军事顾问，我是不便同他们过多谈论他们不懂，而且也不想讨论的问题。然而见到越来越多的事实，使我的确对美国帮助南越政府进行这场战争的性质产生怀疑。在这个国家里，邪恶似乎可以找到借口，是不得已的行为。当然，使我最不可理解的就是，有些越南人竟把残害自己的同胞当成一件乐事，甚至陷入一种疯狂的状态。十几年里，我见到了无数他们的同胞被他们以极其残酷的方式紊宝了，各地的监狱继续暴满，而在社会中的残暴行径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本段中“紊宝”一词原文如此，可能是印刷错误。South Guo注）当我把陀陀古跳舞场舞女注射空孕催乳剂的事情告诉民之后，他笑着对我说，那个名字叫“绒”的舞女自称刚刚生过孩子，不肯向他吐露实情。“美国人对这种事情还会感到惊奇吧？”他问。
“我个人确实如此。”我回答道∶“总而言之，越南人对妇女的虐待似乎远远胜过了他们对战争的研究，这使我感到越南妇女遭受的苦难过于沉重了。”
民听了我的话并无反感，甚至饶有兴致地对我讲起了他与绒苟合之事∶他告诉我，绒已经二十九岁了，在她的丈夫被越共打死之后，才从事这种生涯的。
“为什么警察局没有接到过一份对用药物摧残她们的控告呢？”我问∶“那些被害的妇女自己甘于忍受这种折磨，还是别有什么缘故呢？”
“这种控告也收到过。”民若无其事地说∶“但没有几天，不是控告人自己收回指挥，就是以控告人意外失踪而结束。所以警察局即使收到了这类控告，也不会过问的。”
“那么，你的意思是那些妇女因为受到黑社会组织的威胁而不敢控告，否则便会遭到匪徒的杀害吧？”
“其中大部分人根本没有想到过要举告，因为知道那是没有用处的。另外，西贡各酒吧和舞场的老板都与教派武装或者有背景的地下组织有关系，即使警察局出面干涉也不会有什么结果，何况对那些娼妓。”
民谈起了西贡教派的武装和黑社会的帮派组织。他说，政府和警察在市民中并没有什么声望，而高台教、和好教、平川教却可以直接控制他们在市民中的影响，甚至能挑动一次大规模的游行或者械斗。西贡的黑社会组织大都与这些教派有关，经常进行暗杀、绑架等恐怖活动，所以市民非常惧怕他们。平川教有一个极为残忍的组织，就是众所周知的青林帮。青林帮主要进行贩毒、绑票等犯罪活动。警察几次与他们发生冲突，但都毫无结果。与青林帮平行的还有一个叫作“天地会”的恐怖集团。这个组织主要由堤岸的一些中国侨民组成，是一个成立较早的专门从事暗杀的匪帮，后来扩展为有许多越南恐怖分子在内的庞大的集团。在日内瓦公约签订之前，至少有二百多名法国人被这个组织暗杀。
在兰斯代尔上校主持中央情报局在越南的工作期间，我同许多教派组织的头目都发生过接触，如农村武装高台教的郑世明将军、平川教派的领袖释智光等人。然而，当时我的主要目地仅限于协助吴庭艳总统与这些教派武装达成停水协议，所以对他们的内幕并不十分了解。自从阮文绍将军执政以来，许多教派武装都投靠了越共并把枪口直接对准了共和国的军队，另外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因此，美国在一方面加强对北越轰炸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坳靖工作的进行。在我把有关阮文新的情况报告给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几天之后，理查林站长指示我以个人的身分对此进行秘密调查。
１９６６年７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天正下着小雨，整个西贡好象都凝聚在一种忧郁的气氛中。我步行来到位于馆市的左关医院，走进那栋浅黄色的大楼。
医院的走廊里空空荡荡的，只有急诊室里停放着两辆载着病人的活动车，他们的家属在低声对大夫说着什么。一位中年的值班护士走过来，她把我当作了病人，请我到美国顾问专门诊室去。我告诉她我要见阮文新大夫，她让我坐在候诊处的椅子上等侯，然后去挂了电话。十几分钟之后，身穿白衣的阮文新走了出来。
阮文新见到我显得非常高兴，立即把我带到他的一间私人办公室。一进门，我就看到阮文新的办公桌旁坐着一名身穿警察制服的越南人正在吸着纸烟。他在我进门的时候，已经从椅子上站起身，向我迎了过来。
“你好，莫尔上校。”他握着我的手说。
原来，这个身穿警官制服的男人就是吴重孝的朋友、原西贡特别警察局的辉中校。１９６３年发生军人政变之后，传说他流亡到老挝去了；杨文明将军曾下达过能缉令，但后来因阮庆将军的一次政变而作废。这次在左关医院遇到他，使我深感越南政府的复杂性远远超过了美国人的预料，几乎达到了令人莫明其妙的地步。
辉中校告诉我，１９６３年１１月的政变中，政府卫队首先发生了哗变，并与政变指挥部取得了联系。他得到情报以后，马上驾驶一辆吉普车到独立宫接出吴庭艳、吴庭懦等人，前往堤岸特种部队的一个兵营躲藏；然而当他在凌晨三点从堤岸警察局带领一个防暴警察连赶到兵营的时候，吴庭艳总统等人已经被政府卫队押上装甲车带往西贡。第二天上午，他听到吴氏兄弟被杀，黎文金少将已经派出部队搜捕他的消息，于是他立即搭乘开往顺化的火车，然后转道进入老雯的沙湾拿吉，并在那里参加了富米亲王政府的越南军团。直到阮庆将军再度发生政变之后，他才从老挝回到越南中部的顺化市，出任顺化市警察局特别事务科科长。
我当时十分怀疑辉从阮正诗将军曾经指挥的第一军区那边来，是否有可以与当地佛教领袖释智光最近的活动有关。他向我解释说他到西贡的目的是办理公务，在左关医院取一份越共分子的口供及其他材料。
辉走了以后，阮文新告诉我，由于左关医院是一家与西贡警察总署关系密切的医院，所以在特殊病房的窗子上几乎都装有坚固的铁栏，并有警察负责守卫，所接待的也主要是由警察总署送来的越共病人或伤员。
“新，假如我要请你给我配制一副空孕催乳剂，想必你是不会拒绝的吧？”我故意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拿起桌上的一个药瓶摆弄着问道。
听了我的话，他微微愣了一下，但马上又露出了笑容说∶“是陀陀古的那个舞女对你讲的吧？”
我点了点头∶“我想你还不会因为这个把她装到麻袋里淹死的。”我有意加重了语气对他说。
“我是不会那样干的，但是至于她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还要看你是否觉得她真的有什么价值。”
“你的意思是说，陀陀古的老板有可能惩罚把他对妓女使用性药的情况泄露给他人的舞女，对吗？”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向我保证他不把这件事告诉陀陀古跳舞场的老板德焕。
“你知道，给妇女使用这种药物是非法的。但是在西贡，几乎每家妓院都可以从国外搞到各种各样的春药。我在闲谈中对德焕讲了这种应用于牲畜的内分泌促进剂之后，他提出付给我很高的报酬。于是我便花了一段时间利用兽用药注射剂的配方，成功地配制了这种用于女人的空孕剂，并加入了适量的绒膜促性腺等药物。”
他从桌子上拿起一份药物的配方给我看。
“这种药物会带来很强烈的副作用，甚至会把一个好端端的姑娘毁掉。”我把多依拉的感受告诉了他。
“我了解你说的那种‘好端端的姑娘’。”他狡猾地说∶“这种药物的副作用就是不会再真正怀孕，那对象陀陀古跳舞场的女人再合适不过，她们就会在任何时候都乐滋滋地对待每一个顾客，而不必担心怀上孩子。德焕告诉我，陀陀古的舞女注射了这种空孕催乳剂以后，顾客骤然增加了一倍，使他不得不通过青林帮再招募十五名训练有素的马来族肚皮舞舞女。”
“我经常听说青林帮这个组织，它是否专门从事贩卖妇女之类的勾当？”
“不，他们只是经手。几乎西贡所有的妓女都由他们经手送到妓院或是夜总会去，从中他们可以获得一些酬金，据我所知，酬金的数目大约是一千元左右。”
“那么你收取过这种酬金吗？”我问。
“我只把药品卖给他们，每亳升一千五百元。”他又拿起一个装有白色晶状粉末的药瓶补充说∶“你知道，虽然在医院工作，我的生活是很拮据的。”
我站起身对他说∶“假如你一直到现在还要欺骗我，并且编造一些只能哄骗德焕那类人的借口，我感到十分遗憾，因为我在找你来的时候是把我们看作朋友，而不是企图搞你的情报。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对此保密的话，我是不会一定要知道这件事的。”
他吃惊地看着我，脸色有些涨红，仍然坚持说∶“哈尔，你怎么能说我在欺骗你呢？”
“新，”我把他的配方和药瓶摆到他的面前∶“尽管我对医药一窍不通，但毕竟还是知道它们的价格。如果你把配制那些药品说成为了谋取外快，那么恐怕连搞到这些药的成本都难以收回。这怎么能使人相信呢？”
我的话显然击中了他的要害。他犹豫了很久，然后要求我对这件事严格保密。
我答应了他，并保证在允许的范围以内尽量为他提供帮助。
“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他说∶“由于从１９５９年以来，越共恐怖分子到处活动，即使在城里也经常发生暴力事件，连警察局官员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去年的清查和搜捕虽然逮捕了一些人，但是他们不肯说出越共的组织。在几年前，警察只要用刑就可以使他们招供，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被抓进监狱，所以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顽固，有些人甚至至死也不肯讲一句话。”
“我记得辉中校在对付他们的方面很有办法。”我说∶“吴庭艳总统被暗杀之前，我在警察局的刑讯室里亲眼见到过他怎样使犯人招出口供来。”
阮文新摇了摇头，显出不屑的神情说∶“辉那个家伙以为用酷刑就可以达到目的，结果并不是这样。尤其是女犯人，她们对皮鞭吊打已经适应了。现在每个警察局都配备了电刑设备，然而有时仍然不能使她们招供，即使她们再忍受不了痛苦，也只是乱说一通，使警察抓了许多无辜的人。这了这种事，情报部指示我研制一种令人在迷幻中讲出实话的药物。这项实验是秘密进行的，开始的时候采用可卡因等迷幻剂，但是由于成本太高了，很快就不用了。现在使用从兽用药物改进的空孕催乳剂也不是很理想的药物，直到最近我才在配方中加入一些击敏激素和回苏剂。而陀陀古舞女注射的那种，是从前的配方，一旦使用那种药物就会不停地分泌奶水，并导致间歇性情欲亢奋。据德焕讲，舞女们在注射药物一段时间后都分泌出大量的奶水，效果非常明显。”
“那样大量的分泌，是否对人的身体有害呢？”
“有这种可能，我让德焕固定把一个舞女每天分泌的奶水测量一下，结果表明在使用空孕催乳剂的初期，一个女人每天大约可以分泌出五百毫升的奶水，而十天以后则逐渐增加，现在已经达到一升七百毫升，而且乳房的尺寸明显地增大了两倍多。如果定期注射，奶水分泌和乳腺的发育还会继续下去。这样就需要有足够热卡的食物作为补充，否则可能会导致脱水以至危险。”
他告诉我，辉这次到西贡的目的，就是参加治安局政治战委员会的会议，其宗旨在于清除中部各省的越共分子，尤其是参与恐怖的宣传活动的人和地方的“温和分子”。由于原第一军区和部分驻岘港美军将领的反对，这次会议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会议决定把广治省的所有政治犯转移到顺化监押，并将会安监狱的政治犯尽快处决。阮文新接到命令，在八月之前赶到顺化市，协助辉进行“城市坳靖”工作。
８月２日，我乘坐南越海军兴道王二号坦克登陆艇到达了岘港，然后换乘火车前往顺化市。
在顺化市警察局那栋灰色的三层楼房里，我见到了一天前到达那里的阮文新，他穿着一身特种警察军官制服，佩戴着少校的肩章，腰系白色武装带。他见到我感到很意外，把我带到一间装有空调设备的办公室。
我向他解释，这次来顺化是我个人对他的药物试验很感兴趣，请求他允许给我观看整个审讯过程。他笑着摇摇头，表示不相信。我拿出开出的假证明给他看，并说明起初我准备去曼谷渡假，但最后还是决定到顺化来了。他无可奈何地请我等一下，转身离开了房间。
几分钟之后，阮文新和辉一起走进来。他们对我到顺化表示欢迎，并欣然同意我参观他们即将开始的特别审讯。但是，他们有一个附带条件，即∶对外界只能透露这次审讯的结果，而对于药物审讯一定要严格保密。我几乎没有思索便答应了他们的条件。
那天下午他们审讯的是几天前被俘的越共民族解放阵线承天省妇女解放委员会委员杜氏情。辉告诉我，杜氏情只有二十四岁，但是她在越共中担任重要的职务，负责袭击承天省西部“战略村”的活动。这次由老挝帕拉西．阿贝的部队配合的扫荡在广治省的辽保至溪山一带进行。当时辉率领的特种警察部队包围了溪山以南二十公里处被越共占领的小镇都鲁。五个小时激烈的枪战之下，越共撤离了该镇，而来不及撤退的杜氏情以及另外三名男女游击队员则躲入一家砖窑厂。砖窑厂的厂主是一名前乡政会议主席，他立即向警察报告了情况。辉命令警察向砖窑施放催泪瓦斯，还没有等几名越共分子进行还击，戴面具的警察便涌进砖窑逮捕了他们。
五号刑讯室设在顺化市警察局后院的地下室。那里曾经是法国人的一个约三十米大的酒窑，四周墙壁砌有灰色的砖石，许多地方长着又厚又滑的青笞。在刑讯室的柱子、刑架和铁梁上悬着各种吊打犯人的刑具和绳索，一盏带着绿色灯罩的电灯射出昏暗阴森的光线。
刑讯室的铁门打开了，两名赤着上身、穿短裤的警察带进了被反捆着双手的杜氏情。
最初见到杜氏情，我几乎不能相信那样一位年轻的姑娘就是辉所说的越共恐怖分子，因为站在我面前的并不象我在西贡警察局经常可以见到的那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用手榴弹袭击美军士兵的越南妇女，她不是在扫荡中拿着冲锋枪扫射的那种粗壮威武的女英雄。
杜氏情是一个非常丰致柔弱的越南姑娘，她有着一双动人的眼睛，睫毛很长，柔软的嘴唇微微噘着，看上去好象同谁在呕气。尽管她的脸上弄得很脏，但仍然使人感到她白晰的皮肤。她身材不高，乌黑的长发垂过了臀部，一只丰腴的乳房从被撕破的三婆衣上露了出来，宽大的黑色长裤沾满了灰尘，半掩着她赤着的双脚。
辉开始了审讯。他首先问杜氏情的姓名，她马上不加思索地报上了一个假的名字。这时，站在旁边的砖窑厂的厂主揭露了她的谎言，并说出了她在都鲁进行活动的事情。他说，杜氏情曾在几个月前的一天把他的哥哥抓走打死了，还把他哥哥的尸体扔到都鲁的街上，因为他哥哥在当警察的时候逮捕了她的父亲。另外，那个厂主说，杜氏情和她从北方秘密潜回都鲁的丈夫一起，策划领导了攻击附近战略村的行动。
“他说的都是事实吧？”辉指着那个厂主问道。
杜氏情点点头，用很轻蔑的眼光看了看那个厂主；同时，我留意到，她也瞟了一下摆在她周围的各种刑具。
辉对她说，警察已经掌握她是越共承天省妇女委员会的委员的情况，只要她能够同政府合作，讲出其他越共分子隐藏的地方，就会马上释放她，而不再追究她以前所犯下的罪行。
杜氏情除了承认那个厂主所说的以外，对于其他问题一直保持沉默。我见辉准备对她用刑，便走过去劝告她说∶“你很年轻，政府会原谅你的，不要顾虑说出来政府会对你进行制裁。我可以用个人的名义担保，如果你讲出知道的一切，你的安全和自由都可以马上得到保证，还会在政府机关里安排一个工作。”
显然，她听到一个美国人讲越语非常惊奇，然而她很快就恢复了镇定的神色。
她大声地对我说∶“你们为什么不在美国，而跑到越南来审讯我呢？”
我对她解释，美国人是应越南共和国政府的要求来给予援助的，而她和她的同伙暗杀政府官员、搞破坏活动，这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她并不听我的劝告，反而用越共传单上的话来遣责我，并且用唾液来表示她对我的憎恶之情。
辉抓住她的头发，打了她一记重重的耳光。她踉跄了一下站住了，鲜血从她的嘴角流出，她白晰的脸颊很快就肿胀起来。她执拗地挺起胸膛站在那里，用仇恨的目光瞪着我们。
“Con giang ha！”（婊子养的）辉恶狠狠地用很难听的字眼咒骂她，威胁她说要把她打死在刑讯室里。杜氏情无所畏惧地用同样的口吻斥责辉，并且宣称越共会为她来报仇，这样，一场严刑拷打已经无法避免了。
在辉的命令下，两个警察抓住捆缚杜氏情的绳索，开始往下扯她的裤子。杜氏情激烈地挣扎着，咒骂他们，拖着两个警察一起摔倒在地。
越南妇女的裤子多用松紧带作腰带而不使用皮带，所以两个警察很快就把杜氏情的裤子和裤衩都剥光了，然后又撕开了她身上已经破烂不堪的衣服。
杜氏情蜷缩在潮湿的地下，尽量用腿挡住她的乳房，目光惊恐地望着我们。辉命令两个警察把她拉起来，强迫她赤裸着站着，用许多下流的话来羞辱她。杜氏情羞涩地面色涨红，一边咒骂着，一边在两个警察的握持中挣扎，结果又摔倒了。
两个警察按住她，把她的双脚分开固定在地上的两个铁箍里，又把她的双手捆在前面，从梁上拉下一条铁链勾住捆住她双手的绳子，然后扯动了滑轮。
杜氏情的双臂被一点一点地拉了起来，身子也逐渐挺直，最后她已经无法再扭动了。
辉望着这位被固定在刑讯室当中赤身裸体的越南妇女，用手在她身上摩挲，以引来侮辱她的自尊心。他放肆地拍着杜氏情的肚子，用手指挖她的肚脐眼，嘲弄地说，越共是不会知道她会这样光着身子站在那间秘密刑讯室里的，而且永远也不会为她来报仇的；可是她却会长期关在那里，每天要忍受各种各样的折磨，直到她默默地死去而没有人会知道。
看到这里，我转身走了出去。这种下流审讯实在令人厌恶。然而，当我来到另一间刑讯室里，却看到几乎是相同的情形∶警察在狠狠地用藤鞭打着被吊起来的女犯人；缚在刑床上的男犯人的裤子已经被剥去，一个警察正用烧红的铁条灼烙他的阴茎。那个男犯人声嘶力竭地喊叫着，汗水从他的身上淌下，一股难闻的焦糊的气味弥漫在刑导室里。这种残暴的场景，使我想起吴庭艳总统被暗杀之前，到处进行的拷打和杀戮来。
我退出那间刑讯室，点燃了一支纸烟。这时，从五号刑讯室传同杜氏情痛苦的尖叫声。我知道他们在拷打她了。一想到她被赤身裸体地固定在刑讯室的中央，辉所使用的手段就不言而喻了。当时，我宁愿辉立即给杜氏情注射那种即使残酷但也有别于血淋淋拷打的空孕催乳剂，而不想看到他象越南警察常干的那样，把长针从杜氏情的奶头扎进她的乳房里，或者用烧红的烙铁烙她的阴部。那种中世纪使用的酷刑，实在惨不忍睹。
杜氏情的惨叫声由尖厉渐渐变得嘶哑了，到后来，只剩下断断续续的呻吟和喘息。隔了一会儿，辉不知又给她用上什么样的刑具，使她的惨叫声变得异常凄厉。
她拉着长声的尖叫颤抖着，令人毛骨悚然。我扔掉了纸烟，推开五号刑讯室的门走了进去。
刑讯室桌上电刑控制器指示电压的红线在不断上升，两条电线的一端分别缠绕在杜氏情两个勃起的奶头上。电流从她的两个奶头上通过，使她身上的肉不停地抽搐，每当电流增强的时候，她的身子就反弓起来，头向后仰过去；她的脸色苍白，汗水从她的身上沁出，头发也粘到她的脸上。辉和阮文新并没有为她痛苦的样子所动。其实他们根本没有把她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只是无动到衷地等待着他们希望得到的供词。
“如果你不说出来，我就让你每时每刻地跳这种难以忍受的舞蹈，直到你断气为止。”辉威胁着她。
杜氏情显然是个意志很坚强的姑娘，尽管她难受得死去活来，却没有任何屈服的表示。她大张着嘴，双唇战栗着，脸部的肌肉也因疼痛扭曲了。当辉增加电流，她的身子就猛地挺直，反弓起来，眼睛也向上翻过去。
有时候，辉并掉电源，让她醒一下再重新把电流升上去。他象摆弄一个电动玩具似的，残酷地折磨着那个可怜的妇女，使她扭动着身子，发出一阵阵惨叫。
渐渐地，杜氏情的喊叫声变成了绝望的嘶鸣，几乎不象是人类发出的声音。她的惨叫声消失了，头无力地垂到胸前，汗水像露珠一样从她的身上滚落下来，显然她已经昏死过去了。
“为什么不使用你们准备好的药物呢？”我问。
辉对我笑了笑。“那种方法不能马上取得供词，需要很长时间。所以最后还是先用各种刑具试一下。”
他命令警察把杜氏情解下来抬到一块四边有孔的木板上，然后把她的四肢插进孔里用绳子捆牢，再往她的臀部底下垫上一块厚木板，使她仰面躺在那里。一个警察给她浇了冷水，使她苏醒过来。
杜氏情已经虚弱得说不出话，只是大口地喘着气，痛苦地呻吟着。
辉用很下流的话威吓她，把一根特制的前端带有一根探针的铁棍插进了杜氏情的下身。
我后来得知，那是美国为南越警察制造的一种专门对付女犯人的电击器。一经插入便可伸入女人的子宫内，在金属探针充电时，子宫就会产生猛烈的抽搐，使女犯人感到比分娩阵痛还要剧烈的、内脏都在随之抽动的涨酸般痛楚。
这种电击器是１９６５年送交南越警察局的，据说曾经发生了由于用刑时间过长而电死女犯人的事情。但是，亲眼见到把那种刑具使用在一个女犯人的身上，对我来说的确还是第一次。
辉把电源接到电击棒露出的插口上，然后走到电流控制器旁。他告诉杜氏情，这种刑具比其它的电刑厉害得多，劝她不要在受尽苦头之后再供出她早应该供出的事情。
杜氏情没有回答，张着的双唇也紧紧地合在一起。看来，她已经意识到将要遭受的折磨，而且下定决心战胜肉体的痛苦。
电流控制器的红灯亮了，杜氏情骤然瞪大了眼睛，身子向后反起来，口中发出呜呜的呻吟；随着电流加大，她脚背绷直，手腕反翻，肚子和大腿周围的肉由间歇抽搐转为节奏很快的痉挛。她拖着长音发出尖厉的惨叫，眼睛几乎瞪了出来。
我让辉暂时关掉了电源，使她有一点恢复的时间。
“我都┅┅都告诉┅┅你们。”杜氏情显然已经到了频于崩溃的程度，她竭力把话说得清楚一些∶“我，哎哟┅┅说唔┅┅把东西，拔出来┅┅”
见她已经屈服，我们都很高兴，辉走过去俯在她脸的上方说∶“要是你早就这样就不会受那么大的苦了。快说，其他的越共干部藏在什么地方去了？”
杜氏情还在呻吟，没有马上回答，眼睛也闭上了。辉用手指掰开她的眼皮，催促她快说。她吃力地把头扭到一边。喘息着说∶“同志们，一定会给我报仇的。”
辉重重的一拳打在杜氏情布满汗水的胸脯上，又拧开了电源。
这种残酷的电刑一直持续到下午四点多钟。杜氏情已经无力再喊叫了，她全身瘫软地躺在刑床上，大口地喘着气，汗水在她身下积成很大一块湿渍，只有在辉通电流的时候，她才发出一声微弱痛苦的呻吟。
在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杜氏情忍受了对妇女性器官最残酷的折磨。尽管有几次她在痛苦万分的时候表示要坦白，然而只要稍微给她在两次电击中留出一点恢复的时间，她就又变得强硬起来。
我在许多场合见到了越南妇女被严刑拷打时表现出的无与伦比的坚强毅力，尤其是当残暴的警察对她们女性特有的身体部位实施野蛮的刑罚时，她们能用比世界上任何民族的妇女更大的决心和毅力来加以忍受，甚至在她们极度痛苦而发出哀求之时，也绝对没有背叛她们信仰的成份。
辉终于停止了毫无意义的拷打。她让阮文新给杜氏情注射了一针剂量很大的空孕催乳剂，然后命令警察把已经昏死过去的杜氏情从床上解开，抬到牢房去了。
“这种女人最难对付。”辉抹去额角的汗，无可奈何地说∶“就连十几岁的小丫头现在也变得极其顽固。”
在拷打杜氏情的时候，阮文新一直保持着沉默，无动于衷地坐在椅子上观看着每一个过程。这时，他站起身走过来说∶“对付被越共思想毒害的女人用硬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在‘山阳’战役中，我们把捉到的六个越共妇女干部一个一个地剐肉挖肝，结果还是没有效果。所以，我们现在首先要在精神上打击她们，使她们的精神先垮掉，然后再使用酷刑，她们到那个时候就会感到无法忍受。没有了自尊心，她们很快就会招供。”
“那么，你所使用的药物，会不会从根本上把她们变成淫荡的女人呢？”我问道。
“使用药物的目的就是要使她们丧失自尊心。”阮文新说∶“当她们无法克制那种强烈的无止无休的淫欲冲动的时候，她们的意志会一点一点地垮掉，不久，她们就会变成你说的那种‘淫荡的女人’。”
“但是你不要太自信了。”我说∶“因为我知道，越南女人的意志都是很坚强的，所以她们在受到药物注射之后，也未必能够被淫欲所趋使。”
阮文新露出无可置疑的神色∶“这一点我是很有把握的。当注射了这种药物之后，她们的乳房就会感到发热，奶头周围和阴户里将产生无法忍受的瘙痒，所以她们只能不住地用手搔挠，因此就可以使她们自己去刺激性欲。等到药力发挥作用的时候，粘液将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使她们逐渐达到亢奋状态，最后导致手淫和精神错乱。一个女人能够忍受各种皮肉的痛苦，但却绝对不可能克制住这种持久的性亢奋。尤其是到后来奶水将大量分泌，即使她们想忍痛不把奶水排出来，也不会象一般产妇那样达到回乳的结果，反而会分泌出更多的奶水，使她的乳腺极度膨胀，产生爆裂似的痛楚，而那种痛楚根本无法忍受。因此她们迫不得已只好不时地挤奶，而经常挤空乳房的动作，在心理上又使她们对自己的尊严产生怀疑，所以我十分相信这种药物。”
第二天上午十时左右，我随辉和阮文新来到了关押杜氏情的牢房。
那是一间只有五平方米左右的狭小的单人囚室，没有窗子，也没有床铺，如果关上牢门里面便漆黑一团。杜氏情身穿着那身破烂不堪的黑衣服蜷缩在角落里，蓬乱的头发遮住了她大半个脸部。室外射进的光线使她 起了眼睛。她显然还没有恢复过来，全身瘫软无力，赤裸的脚上被蚊子咬出许多青紫的肿块。
“站起来！”辉走过去，用脚踢着她命令道。
杜氏情用手撑起身子，然后扶着墙吃力地站了起来。她的表情流露出她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手臂和两腿都在颤抖，但是她紧咬住嘴唇克制着自己，步履艰难地跟着我们来到五号刑讯室。
她显得疲惫不堪，默不作声地垂着头站立在审讯桌前。我留意到，她几次用手腕去摩挲胸部，显然是由于药物所致的乳头瘙痒。
辉走过去，拍拍她的肩膀，问她把问题考虑得怎么样了。她轻轻地挪动一下身子，没有回答。
辉在刑讯室里来回踱着步子∶“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是如果你不肯坦白，我只有再想办法对付你。我有各种办法能够使你垮掉，昨天你尝到的滋味不过是刚刚开始，以后你每天都要尝受比那更厉害的滋味，把所有的刑具都试一下。等到你的罪受够了，我就会把你杀死在这里，谁也不会知道，谁也不会为你报仇。”
辉用各种恐怖的话来威胁杜氏情，还给她讲女犯人受刑的情形。为了证实他的话，她叫警察押来一位青年妇女，当着杜氏情的面把她的衣服剥光。那位青年妇女已被拷打得不成样子，身上伤痕累累，几处伤口已经化脓，两个奶头各勾着一个有倒刺的鱼钩，悬挂着空香水瓶。
警察把那位青年妇女拉到一个水桶前，逼着她喝桶里的脏水。当她喝不下去的时候，两个警察就把她按倒，揪着她的头发给她灌水。
那位青年妇女半昏迷地躺在地下，肚皮胀得很大，四肢无力地平伸，痛苦地呻吟着。警察把她拖起来反缚在柱子上，用长竹板狠毒地抽打她隆起的肚子，每抽打一下，水就从她的嘴里和肛门里溢出来，一直把她打得昏死过去。
拷打结束后，辉命令警察把那位青年妇女拖回牢房。
“你考虑好了吗？”辉盯着杜氏情问道，手里来回颠着一把匕首∶“你是不是想每天都尝受那种滋味呢？”
杜氏情没有抬起头，似乎根本没有看到刚才的情景。“即使你们杀死我，我也不会告诉你们！”她低声然而很坚决地说。
辉狡黠地笑了起来∶“你以为我们会让你这么痛快地死去吗？在你断气之前，我们要给你尝遍各种苦头，慢慢地折磨你，让你自己招出口供来。”
“看来这个越共婆娘病得很重了。”他对阮文新说∶“我们先给她治病吧。”
杜氏情已经没有力气进行反抗了，辉和阮文新把她拖到刑讯床上，给她注射了烈性空孕催乳素。
从那天起，他们每天给杜氏情和同她一起被捕的两名女游击队队员注射两次空孕催乳素，并在给她们送去的饮食和饮用水里也渗有促进乳房发育的甲地孕酮口服液，导致子宫阵缩兴奋的垂体后叶制剂和激敏激台类药物。同时，她们还被定期以审讯为名带到刑讯室去检查药物产生的反应和效果。
果然，这几名在严刑拷打中表现出顽强毅力的妇女被注射药物之后，每次被带到刑讯室的时候都显出惶惑不安的神色。尽管她们极力抑制着性欲的冲动，可是无论如何也控制不了她们表情和动作的流露。她们低垂着头，脸上泛起红晕，双腿紧紧地夹在一起，竭力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
这种情形使辉和阮文新非常高兴。他们开始加大药量，每天把她们带到刑讯室以至室外去侮辱，还不时地让几个警察在旁观看。
不久，她们几乎无法再抑制住自己。尽管她们以顽强的意志不使自己在失语中讲出越共的情况，但是已经表现得非常沮丧了。
八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杜氏情又被带到刑讯室。这次等待她的，除了以往的注射和凌辱以外，还有五名粗暴野蛮的越南警察。
为了进行好半个月以来的第一次审讯。阮文新在每天给杜氏情的饮食中加入导致子宫痉挛收缩的麦角流浸液。然而，当杜氏情发现了他们对她使用催情药物之后就开始抵制给她送去的食物和水。因此，辉和阮文新只好每天以电刑威胁她，强迫她进食。
杜氏情一直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剧痛，拒绝挤出奶水，迫使辉不得不派两个警察每隔三个小时用吸乳器将她的两只乳房抽空。
那天午饭时，杜氏情发现在饮食中有稠状膏体物质，便把饭倒在门边。辉命令两个警察揪住她的头发，掰开她的嘴给她强行灌入。杜氏情挣扎着、哭叫着，奶水在挤压中浸湿了衣服，最后她还是被身强力大的警察灌下了掺有药液的食物。
由于连日下雨，五号刑讯室里散发着潮湿憋闷的气味。在电灯光照射下，杜氏情已经被剥得一丝不挂反缚在柱子上，她肥硕的乳房紧张地向前挺出，并随着她的扭动而颤抖，两只深褐色的奶头坚硬地勃起几乎有一英寸高，周围的乳晕也隆出了乳房。
辉把她垂及臀部的长发分开绕到柱子后面捆牢，使她的头不能左右摆动，然后开始用手在她的乳头上来回蹭磨，用极其下流的手段侮辱她。
“我们应该把这些越共女人集中到一起开办人奶公司，”辉侮辱着杜氏情说∶“然后取出她们的奶水制成奶粉出口，或者换取轰炸机。”他以手托起杜氏情沉甸甸的乳房摇晃着∶“你不坦白，我们也有办法消灭那些越共分子，你却只能像奶羊似地被关在这里，每天由警察从你身上挤出你的奶水。以后，我还要让你在这里卖淫，门口立一块牌子，于是就会有大批人跑到这里来。”
杜氏情显然没有听到辉的威胁，剧烈的胀痛使她皱起眉头，痛苦地呻吟着。
她已经不再是那样坚强的越共干部了，药物的作用使她的意识受到了阻碍，此时的她除了强烈的渴望着那种变态的须求之外，再无法控制住她的理智了。
接着，我看到了越南警察对女犯人进行刑讯最残酷的一幕。那场景是人们对同类的肉体进行摧残的最极端的行为的表露∶五个粗壮的越南警察在我面前毫无羞耻感地脱去衣服，围在那位可怜的妇女周围，一面下流地侮辱她，一面轮流上前对她进行奸污。
杜氏情的脸色涨得红紫，表情异常激昂，目光恍惚地大声呻吟起来，竭力摆动着被头发拉住的头部。然而，此时辉却冷漠地坐在审讯桌旁，不时对她发出询问，同时记录下杜氏情在亢奋下说出的谵语。
不知道经历了多长时间，杜氏情的呻吟声渐渐弱了下去，最后一个警察狞笑着从她的身边离开。
在药力强烈发作并得到满足之后，杜氏情恢复了理智，意识到辉的这次“特殊审讯”。她流下了眼泪，用愤怒的目光盯着指挥蹂躏她的辉和阮文新。
辉不以为然地站起身，拿着那份记录材料在她眼前晃着∶“你已经主动讲出了越共分子隐藏的地方。”他说∶“如果你现在肯写一份悔过书，就可以立刻不受这种罪。我保证把你送到医院治疗然后释放你。”
杜氏情想动一下头部，但是被紧缚的头发拉住了。她愤怒地斥责辉采取的卑鄙手段，咒骂他是下流的恶棍。然而这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她亢奋谵语时泄露出来的重要情况。
“看来你一定要自寻死路了。”辉残忍地笑着。
他让阮文新给她注射一剂烈性催情剂，然后命令那五个警察把杜氏情从柱子上解下来，带到另一间刑讯室去继续进行蹂躏。
“虽然达到了目的，”我对辉说∶“但你不觉得这种方法太过分了吗？她毕竟是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呀！”
辉把材料装进档案袋里，然后抬起头看着我。“她杀死过三个村长！”辉不无愤慨地说∶“我们这样对待她并不过分。在她指挥越共分子杀死地方官员的时候，她并不是一个‘没有抵抗能力的女人’。如果你落到她的手里，我相信她会用比我们更残酷的手段杀死你的。而我见过许多被他们杀害的官员和士兵，那样子并不比今天更好。所有的尸体都被越共分子弄得肢离破碎，用这种办法来恐吓其他的政府官员和士兵。在从事那种事的时候，他们却十分巧妙地从广大平民的角度出发，使平民对他们杀人行为甚至感到理解，而那些被杀害的政府官员和士兵则往往蒙受一些捏造的、然而很容易使平民相信的‘罪状’。在当时，似乎平民杀掉政府官员的行为是值得称赞的，而政府则必须束手待毙。事实上，这种观点在大多数平民中非常具有煽动性。”
至于像辉和阮文新那样将一些至少是违反文明的刑法加到被俘的敌人身上，对他们进行药物和其他人类发明的对人类施行自残的方式的实验，并从中获得畸形的自我满足，无论在哪一个阶层，包括以人民自居的共产党内部，都俯拾即是。人类心态发展的极端不平衡，在任何时候（特别是客观允许的时候）都会随时出现在各种场合。他们所实施的行为从道义上看是应该予以谴责的，但问题就在于，有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或者不愿意对此进行那样的谴责，因为他们那些人是在为我们进行工作，而且竭尽能力地工作着。尽管他们自身有许多无法避免的缺陷和过错不时地困扰着我们。
如果我们应当对辉和阮文新予以谴责，那么我们对于发明更具备杀伤能力以至毁灭性核武器、化学武器的那些人和制造象电刑、橡皮衣、镣铐等更具备普遍性的折磨人类工具的那些人，是否应予以同样的谴责呢？
在顺化市警察局发生的一切，只是野蛮与文明交织的一个部分，那一类的事情每一个时刻都在世界上发生着，并将继续发生。许多善良的人曾经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制止那类的事情，结果都归于失败，残害人类自身的行为仍然极为普遍地滋生繁衍，嘲笑地面对着令我们骄傲的现代文明和毫无根据的乐观态度。
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５日，华盛顿爆发了三十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反战游行示威活动，使得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决定了从越南共和国撤走美国军队。一年之后，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开始与北越进行了秘密会晤。
这一个时期，阮文绍总统的控制显得更加软弱无力了，五分之三的土地已经沦丧，以至在南方出现了实际上为北越控制的“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与之对立的局面。西贡的秩序又象五十年代中期那样混乱起来，枪击、抢劫、强奸和纵火案件日渐频繁。
西贡到处都似乎处于戒备状态。带刺的铁丝网和漆成白色的汽油桶把饭店和其它建筑物围了起来，士兵们在街上闲逛或者是靠在作为路障的沙袋上休息。到了晚间，电压总是不够用的，在最好的时间里，电灯泡所发出的光线也只有瓦数的一半左右，而大多数人晚上就靠着这种昏暗的光线来用餐和交谈。
西贡市区以外经常发生小股越共在夜间袭击政府军的事件，我见到一些田地边插着可怜的指示牌，上面这样写着∶“请尽可能地避开田地打仗！”
有一次，我乘坐的公共汽车被越共分子截住。他们把乘客都赶进丛林中，向他们收税并讲演党内共产主义的理论课。我谎称是法国教师而被当作平民赶进了树林同其他人一起听他们的讲演。那个讲演的越共激动地挥舞手臂，机械地重复几年前越共传单上的话，号召吓得发抖的乘客“团结起来，与帝国主义斗争！”象其他越共分子一样，他始终诅咒美国企图把越南当作它的殖民地。
相比之下，西贡的色情行业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外国的游客都避开这块枪弹横飞的土地而涌到泰国或者马来亚或其他国家去了。原来从事色情行业的娼妓们此时即使只收五十元南越币也难以维持下去。
我在市区的发艳路附近遇见了陀陀古酒吧间的脱衣舞女绒。她比几年前显得更胖了，肥硕的双乳在衣服下不停地颤动着，脸上依旧着了很浓的晚妆。她告诉我，虽然时局不稳，但是她的收入还可以维持，因为她一直在注射着空孕催乳剂，那对男人仍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当我问到多依拉的情况时，绒想了一会儿，然后告诉我多依拉三年前就已经应聘到香港的一家夜总会去了。
杜氏情曾经拒绝服用的那种空孕催乳剂在西贡仍然流传着，价格也非常昂贵，但是娼妓们却竞相自动注射着那种药物，以此来与其她娼妓竞争，甚至有许多尚未进入青春期的少女由于注射那种药物而导致了并发症。
渐渐地，西贡人给那些注射空孕催乳剂来卖淫的娼妓起了一个粗野的名字，叫作“de sua”（奶羊）。娼妓们对此似乎并无反感，她们清楚那个名字给予男人的诱惑。为了使人更直观地知道这一点，她们往往有意把衣服的胸襟湿透，同时使充满汁液的乳房有弹性地不停颤抖。后来，西贡出现了更多的de sua，以至在一些冷饮店的橱窗上也公然醒目地写着de sua这样的名字。
然而，所有的de sua最惧怕的并不是警察和歹徒，而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们。那些即将开往前线的士兵对于前途和生命感到缈茫，所以经过西贡之时则到处寻欢作乐。他们从老兵那里得知de sua是些分泌奶水的娼妓，便四处搜寻那些姑娘，他们非但不给予de sua任何报酬，反而把她们肆意折磨，甚至带往前线，而再也不见回来，略有不从或反抗者就难免遭到残酷杀戮的噩运。
１９７２年４月最热的一天，在陈国赞大道聚集着大批开往前线的士兵。我看到那些野蛮的士兵们竟然将六名青年de sua剥得精光，让她们披头散发，赤着双脚登上一辆带车篷的ＭＧＣ式军用卡车。那六名de sua鼓涨的双乳在行走中颤抖着，她们中间年龄最小的只有十岁左右。围观的市民很多，甚至还有几名越南军官也站在路旁悠然地望着那些野蛮的士兵把de sua带往前线。
绒给我讲过一名de sua悲惨的遭遇∶
那姑娘是在她自己的家门外被士兵们捉住的。五名士兵把她押回她的家中进行蹂躏，然后又用枪指着她六十多岁的祖父，命令道∶“老家伙，马上把你的孙女强奸了！”
那位老人被强行脱光衣服爬到已经被士兵们折磨得不醒人事的孙女身上，直到士兵们心满意足地离去。然而，几天以后的一个晚上，那些士兵又闯进那名de sua的家中，把她带走，再也没有把她放回来。有人看见到她被士兵们拉上军用卡车，带到前线去了。
在越南战争进行到最后几年的时候，西贡市警察仍然每天都在街道上巡逻，但是那只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他们甚至对于小偷也不再加以理睬。据一名在警察局工作的越南警察告诉我说，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对战争感到了失望，认为西贡迟早都会落入越共军队的手里，因此他们尽可能地为自己保留一条将来的出路。
１９７３年１月２８日上午１０时，越南南方和北方实现了暂时的停火。继最后一名美国军事人员于３月２３日撤离越南之后，北越政府在４月１日作出了明显的欢迎姿态，并立即释放了五百九十名美国战俘。
此后的一年异常平静，出现了自从法国远征军于１９５９年离开印度支那以后的第一个“和平”年代。然而，那种“和平”却表现为一片令人惶悚的沉默。
作为名义上的文职人员，我在１９７５年３月越共军队发动大举进攻之后，进入了美国大使馆。阮文绍总统命令他的军队后撤集结，试图以此来加强军队的战斗力，结果那种撤退转瞬间变成无法遏止的全面溃败。
４月２１日，阮文绍总统在电台宣布了他的辞职演说，并于４月２３日乘飞机逃往台湾。
八天以后，即４月２９日，当越共军队开始攻打西贡外围的炮声响起之时，我随同美国大使馆人员及一千名美国人由直升飞机接运离开了西贡。
４月３０日，重新上任的杨文明总统（他曾在１９６３年武装政变后担任过几个月的总统，后被阮庆将军的另一次政变赶下台）终于通过电台宣布了无条件投降的通告，从而结束了越南共和国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历史。
八、劫后馀生
北越军队于１９７５年４月３０日攻陷西贡以后，很快就统一了越南南方的其它地区，宣布河内为首都，将西贡市改名叫作“胡志明市”。其后的三年，越共政府除了将全部原越南共和国军政人员关入监狱或“再教育营”以外，对南方各省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作任何调整，甚至对在那里经营的中国、日本、美国及其他外国商人给予了口头的和书面的正式许诺。
然而，越共政府总理范文同于１９７８年３月，在他的统治和整肃工作相对稳定一些的时候，突然宣布开展“与资本主义作斗争”和取消一切私营企业的运动。
由于越南大部分企业和商业是由中国籍居民经营，并且占有大量的财富和不动产，因此他们面临着最沉重的打击。在越南战争期间一直支持越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并削减以至取消了对越共政府的援助。据报道，仅在１９７８年一年中就有大约十六万中国侨民或祖籍中国的难民被驱赶到了中国境内。
那次强制性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作为后来大批的越南难民外逃的信号，越共政府对所有的人，尤其是被征服的南方人民，显示了越共政府的异常强硬态度。事实上，有些根本不了解越南的人士将难民问题归结为越南战后的经济困难以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恶化的观点是完全悖谬的。因为首先被驱逐出越南的，恰好正是能够在恢复经济中起到非常积极作用的，千百年来在那块土地上进行经营和生产的中国商人。
当然，作为越共政府政策的一个转折点，驱赶中国侨民的运动也并非无关重要的，它如同１９５５年驱赶、排挤法国侨民一样，是那个民族特有的极端排外情绪的暴露，但越共政府与吴庭艳政府驱赶外国侨民作法所不同的是，它这次驱赶的并不是自己的敌人，却是它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曾给予它大量支持的盟友。
对于中国人，越共政府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要么是没有过那种警觉，要么就是把那种警觉隐藏得更深，因为在当时唯一使美国即使在战争升级时也未对北越发动进攻的支柱，就是站在它身共产党中国。朝鲜战争结束以后，美国人不愿意与共产党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而且担心战争扩大到更多的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一再拒绝激烈的阮庆将军要求对北越发起全面军事进攻的根本原因。
被驱赶出境的中国侨民对这种强制性的措施感到疑惑不解，在他们还没有能够懂得越共政府为什么突然大发雷霆的时候，所有的财产已经被身穿绿色军装的越南军人和警察没收了，大多数中国侨民逃出越南时，除了身上的衣物之外，就一无所有。
渡海逃到中国广西省北海难民营的三十二岁的渔民周荫茂一家居住在越南北部的一个农村里。在他携带着全家出逃之前三个月，越南警察到他家里通知他，作为中国血统的居民（他具有越南国籍），他将遭到逮捕，送到“新经济区”去。这是对周荫茂控告越南渔民在他出海捕渔时轮奸了他二十七岁正在怀孕的妻子，并殴打他的三个孩子所得到的报复。那个连续遭到打击和威胁的渔民在１９７８年４月惊恐地把妻子与三个孩子带上一条二十英尺长（６．０９６米译者注）的小船，沿着北部湾的海岸行驶了两天之后，终于到达了中国北海难民营。
“我的父亲出生在这里。”茂对《新闻周刊》记者白里．卡密说∶“所以这几天就象在我家里一样。”
中国人把周荫茂和另外十九名逃难的渔民编成了一个“生产队”，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四十英尺长（１２．１９２米译者注）的舢板，让他们在那里从事捕渔生产。他们每个月的工资是二十五元人民币，大致是相当于当时一个中国国营农场普通工人的工资。
“工资并不多，”茂说∶“但是我用七元钱就能买一口猪。不管怎么说，这比起我在越南挣得多了。”
然而，茂一家的遭遇是数十万出逃越南的难民中较为幸运的。中国云南省距离越南边境六十公里的甘庄林场一千五百多名难民中，三十九岁的郎粲安讲述了越共政府残酷迫害中国侨民的一个更为悲惨的故事。
安曾经是越共军队的一名军官，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他的祖籍是否在中国。当他退役后回到了沿海的家乡，突然被越共警察逮捕，送往一个叫作“新经济区”的地方。那个“新经济区”位于越老边境的一片原始的热带森林里，既没有食物，也没有居住的地方。越南警察把他们送到那儿，告诉他们要么想办法活下去，要么就饿死在那里。安到达那个“新经济区”的一个月里，就有二十名男人和女人死去了。
一天深夜，安逃出了那片原始森林，步行穿过边境逃到了中国云南省的甘庄林场。
“这使林场三年不会得到任何收益。”甘庄林场主任于志会说。“我们用所有的东西去安置难民了。”
然而无论如何，那些逃到中国和香港的难民的境遇要比至今仍停留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的难民营里难民的境遇要好得多。
１９７８年５月，越共政府宣布已经将一百三十万城市居民迁移到森林地区居住，并且号召在以后的三十年中将有一千万居民到那里。这是越共政府在驱赶中国侨民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的清扫运动，而这次运动主要开展在西贡、岘港、芹苴、美荻等南方城市，目的在于“消除各种资产阶级的势力”。
那个运动使许多越南人，尤其是居住在城市中的市民和商人以及由于参加过前政府各种组织，刚刚被“再教育营”释放的人员陷于了极度的恐慌之中。他们相继以各种方式逃离越南，虽然他们的命运充满着凶险。一名四十七岁逃到泰国的西贡数学教师阮厚卿说∶“假如能够住进（泰国的）８２号难民营，也许有一天我们将被登记而移民到其它国家。你如果曾在西贡住过，你就能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南方市民要拼命逃跑。即使在８２号难民营等上三年，我也是心甘情愿的。”
象所有的东南亚国家一样，泰国政府也并不象中国那样欢迎难民们的到来，而设在距离泰柬边境十六英里（２５．７４４公里译者注）、位于巴真府亚兰镇以北的８２号难民营的情况是所有难民营中最为糟糕的一个。
那是一个像泥塘般的、比足球场还要小一些的难民居住地，最初的设计是容纳八百人，可是如今已经成为一千九百名难民们的家。那些没有登记造册的人，或是独自，或是一家人成群结队地越过了泰柬边境，然后便十分拥挤地聚集在二十七个被叫作“老虎洞”的帐棚里，使得每一个人几乎只剩下了立足的地方。
在难民营的周围，在能向难民营的路上，到处都有强盗进行抢劫和搔扰活动。
他们或是就地抢劫、强奸甚至杀人，或是劫持妇女，特别是年轻漂亮的妇女往往强行驼在像背上拉走而无人敢管。古已有之的大像驼着古已有之的人民在古老的热带森林中缓缓地行走着。昏昏欲睡的太阳光照在溪水中，照在河滩上、草木上。在阳光下，大像的背上一边挂着一个全身赤裸的越南或柬埔寨女人，她们如同是悬垂在大像的身上睡着了，一动一动，只是机械地随着大像的身体摆动着双腿。她们将被手持斧子和绳索的强盗带到森林里去。
没有人知道，在这片仿佛荒无人烟的丛山峻岭之中，依然在源源不断地进行着贩卖妇女的生意。
《时代周刊》驻曼谷局主任戴维．狄沃斯是第一个被泰国当局准许进入第８２号难民营的外国记者，他对此做了大量的指导。在通往边境的山路上，他发现在灌木丛中有两具爬满苍蝇的尸体和一条女人的花裤子及印花背心。两具尸体显然已被野兽吃过，剩下的部分也腐臭不堪。经过长时间的辩认，那是一位老人和一个十几岁男孩的尸体，而同他们在一起的亲人想必是男孩的母亲或是姐姐，已被劫走了。
他们一定做过反抗，而导致了死亡的结果。戴维．狄沃斯无法掩埋这两具尸体，因为腐烂的尸体所散发出的气味使他无法靠近。他只能凭借照相机的长焦镜头，对现场作了观察和报导。
在第８２号难民营中，已经有许多人泄上了疟疾或其他疾病，有的人一直待续了六至七个月还未痊愈。他们生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食品和环境卫生。
难民营中没有一间厕所，当雨季来临的时候，整个难民营便成了一片肮脏和臭气熏天的烂泥塘。在闷热潮湿的小帐棚里，每家只有一面布帷帘相隔，妇女们也因此常遭到突然闯入的泰国人的强奸而无人过问。８２号难民营的护卫任务是由一些难民松散组织起来的，当强奸或抢掠发生的时候，这些自卫队实际上是毫无作用。
留着短发的三十四岁妇女嘉雯毫不隐讳地讲述了她亲身的悲惨遭遇。她丈夫曾经是一名越共游击队队员，三年前便意外地失踪了。她身边的两个孩子的年龄分别是十五岁和十二岁。在在这个孩子之前，据嘉雯讲，曾病死过一个女孩。她只身带着两个孩子在８２号难民营里已经住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她无法抵挡夜间出现在她的竹床上的男人们，她的表情告诉我们，现在她对那种事已经习以为常，再无所谓了，只是她不愿意女儿也遭到同她一样的命运。
然而，她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因为担心女儿出事，嘉雯总是让未成年的独生子陪伴着他的姐姐，姐弟俩无论到什么地方都是形影不离的。可是一天下午她的儿子一个人从外边跑回来，脸上的表情既害怕又羞愧。原来他的姐姐被两个强盗强奸了。
当嘉雯在儿子的带领下来到离难民营不远的溪边时，女儿还没有穿上衣服，双手抱着膝盖呆呆地坐在石头上，而两个男人早已不见了。儿子站在远处，她慢慢地走近了女儿的身边。女儿发现了她，便把头紧紧地垂在了两腿之间。
当嘉雯对记者讲话的时候，这种一时间所产生的憎恨仿佛更为牢固了。她把女儿带到溪水中，帮助洗净两腿间的血迹和污物。可是她当时万万没有预料到，她的女儿不久便会自己找泰国男人睡觉，出卖身子，换回一些钱、药品及食物。嘉雯告诉记者，她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她们都是女儿，“天生就是女人。”
嘉雯一家很少患上疾病，即使患上了疾病也会很快痊愈的，因为她们的身上可以换回足够的药品。嘉雯认为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没有药品，许多难民都长时间地被疟疾病折磨之后悲惨地死掉了。
嘉雯不知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她对以后既不担心、也不害怕，只是本能地活着。到８２号难民营前，她曾经在西贡开过一间杂货店，西贡陷落三年之后，个人的财产突然被越共政府强行没收了，并可能把他们送到“新经济区”去。人们便纷纷出逃，她最终也把被迫选择了这条出路。当记者问及她认为难民营比起她的杂货店如何时，她讲只要没有越共，只要能活着，哪儿都无所谓。
泰国政府对美国的移民措施感到非常恼火，因为美国把入境难民从１９８０年的１６８０００人减少到１９８１年的１０００００人，最后一批难民，人数约为７３０００人。泰国政府声称，他们之所以允许那些难民涌进泰国是因为那些发达国家曾许诺过要安置难民。然而，发达国家所能承受的难民数是有限的，如日本等国。因此，难民营中尚未被安置的难民便成了无人愿意接受的“垃圾”。
然而，绝大多数的难民仍然在每日每夜里期待着获得注册。嘉雯执着相信，既然已经有那么多批难民在发达国家得到了很快的安置，她们也一定能和前面的人一样，终将有一天被某个西方国家所接受。
在脏乱不堪的第８２号难民营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许许多多的儿童，他们的脸上带着质朴，目光中流露出天真；他们虽然不能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他们已经和成年人一样生活在那所难民营之中了。
戴维．狄沃斯在第８２号难民营中遇到了一个十四岁的越南男孩，那个男孩的左臂被整个锯掉了。他告诉记者说，他四岁时曾经注射过预防疟疾的疫苗，许多孩子都注射过美国医生的疫苗。可是当美国人走了以后，越共干部来到村里说，美国人给儿童注射的是灭绝人性的绝种药，强迫把所有打过针的儿童的胳臂锯掉。
据那个男孩子讲，被截掉的胳臂竟然堆成两座坟头大小。现在人们知道原来是越共为了使人民仇恨美国人而做的卑鄙把戏之时，已经为时太晚了。
虽然难民营中各种疾病流行，缺少必要的食物和药品。但是在边境上仍然有八百多人等待着进入第８２号难民营，因为只有这样，他们认为才有逃生的希望。
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９日马尼拉时间８点３０分，巡戈在南中国海的美国第七舰队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又开始了新的一天营救“船民”（乘渔船或舢板逃离越南的难民）的工作。
自从“希望”号台风夺去了无数越南船民的生命之后，美国、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海军作出了营救船民的许诺。以帕森斯号导弹驱逐舰领航的五艘美国军舰自８月６日起，就开始在南中国海的海域上往返巡戈，并在一周以内营救了２２名遇难的越南船民。
“那些小船很难被发现，”《新闻周刊》记者詹姆斯．普林戈尔说。“因为在雷达屏幕上很难用肉眼看到它们。有一次，我们发现了一条似乎遇到危险的小船，便立即前去营救，然而一位泰国渔民站在小船上，举起两条鱼来，表示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事情。”
假如一切真象那个泰国渔民表示的那样太平，我们的营救工作在一般的条件下就不具备很大的意义了，而如同被刻薄的越共政府指责那样“为了眩耀武力”；事实上我们不久发现，越南船民遇到来自大自然的威胁远远低于来自人为的威胁，他们大都丧生在海盗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渔民的疯狂袭击之下，而不是在台风、触礁、船只相撞等意外的情况之下遇难。
二十六岁的美国飞行驾驶员丹．麦克唐纳少校驾着轻型“斯科尔斯基”式直升飞机在北纬６．７５度、东经１０４．６度的海面上发现了一条似乎遇难的白色渔船，立即向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作了报告。一小时之后，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赶到了出事地点。
当时海面上正刮起了时速为七十六海哩的南风，海涛叠起，几百哩海域以内迷朦一片，而且从远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了浓重的乌云。那条大约七十五英尺（２２．８６译者注）长的白色机动渔船显然已经失去了控制，在风浪中颠簸起伏着，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
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立即通过扩音器用越语与那条白色渔船进行了联系，然而半个小时以后，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抱着渔船上的难民全部遇难的想法，库欣军士长带领十五名海军二等兵乘着小艇向那条渔船靠近。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渔船的轮廓看得更清楚了。当库欣军士长命令小艇靠上渔船，登上渔船的甲板之时，所有的人都被他们见到的场景惊呆了∶三名越南妇女被剥得一丝不挂、紧紧地缚在船头上的桅杆上，她们的身上布满血迹，头已垂到了胸前，长发把面部遮住了，看样子已经死去；在靠近驾驶室的甲板上船着两具被破开肚的赤裸女尸，内脏都已经被掏空，腹腔里填满了飞鱼。另外，搜查过底舱之后，还发现几具光着身子的女尸和一些残缺的肢体。
正当库欣军士长失望地准备离开时，一排巨浪打过来，把渔船冲得倾斜得非常厉害，几乎象要立即倾覆似的。突然，被缚在桅杆上三名越南妇女中的一名发出了呻吟声。显然还有一位残暴杀戮的幸存者还没有死去。
那名越南妇女被缚在桅杆最高的纲绳上，双腿被绳索向后上方拽起，从她套拉着的乳房轮廓很大的黑色乳晕来看，好象是刚刚分娩后不久、正在哺乳的妇女。海浪的冲击使她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她半睁开浮肿的眼睛呻吟着。库欣军士长和几名士兵在剧烈的颠簸摇荡中攀上桅杆，把那名已经奄奄一息的越南妇女解救下来。
长时间的捆缚、饥饿、寒冷和惊恐，加上在被吊到桅杆上之前所受到的野蛮蹂躏，那名女船民已经说不出话来。她的嘴唇和身上都被海上的冷风吹成青紫色，她不停地颤抖、呻吟着，四肢已经不能够活动。
她被安置在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的一间温暖的船舱里，换上干净的衣服。直到几个小时之后她才渐渐恢复了知觉。她告诉我们，那条白色机动渔船是从越南南方朔庄省永州镇的一个渔村出发的，船上有三十名男人、十二名女人和九名儿童。
那名被吉蒂．霍克号航空母舰解救的越南妇女黄氏云，二十八岁，她的丈夫及四个孩子也在其中。他们都是在清理城市的运动中从西贡或邻近城市逃出的市民，在逃往澳大利亚的航程中被海盗洗劫了三次，而最后的一次，海盗由于再也找不到可以拿走的东西，便将幸存的男人和儿童全部扔进了海里，把女人集中到甲板上轮奸之后杀死。黄氏云与另外两名妇女被他们缚到桅杆上已经一天多时间，那两名妇女饱受蹂躏后，在紧缚和寒冷之下死去了。
讲到这儿，云的眼睛里露出极度惊恐的神情，嘴唇剧烈地颤抖着，声音也渐渐微弱了。她全身发烫，神志模糊起来，并开始颠三倒四地谵语，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
两天之后，云从极度的虚弱中恢复过来，给我们继续讲述乘坐那条白色渔船外逃的船民遇到的悲剧命运。
云的丈夫杜文婷曾是一名西贡的巡逻警察，他对西贡的陷落并未感到意外。象其他的西贡警察一样，他在４月３０日也走上街头，声援那些进入市区的越共坦克和士兵。他对当时在妊娠中的妻子说∶“国家终于恢复了统一，一切都会逐渐平静下来，战争从此结束了。”
然而，婷在一个月之后被越共干部抓去审问，然后送到建于靠近柬埔寨边境山区的一个“改造营”。那里关押着一千二百名前政府的低级军官和士兵，每天越共干部要给他们作长达数小时的改造课；听课时，他们必须背部挺直，双手合拢放在腿间，一直到“改造课”结束，如果在听“改造课”时东张西望或者打磕睡，就会因此而受到残酷的体罚。在杜文婷长达三年的“改造”期间里，云生下他们第三个孩子，并且满怀羞愧地以她又一次妊娠八个月的肚子迎接了被释放回家的丈夫。
身为被改造人员的妻子，云在丈夫去“改造”的三年里常被越共干部叫去“审查”。一天晚上，越共干部通知这位体态丰腴的少妇，她和三个孩子都可以领到政府发给的救济口粮。当云跟随那位越共干部来到空无一人的办公室，她猛然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而那件事果然发生了。她不敢反抗，因为她知道那名越共干部随时都可以把她关进监狱或者“改造营”去，而不管她三个年幼的孩子如何生活。
云满怀屈辱地忍受那名越共干部和其他人长期的奸污和各种下流的凌辱，以此换取她和三个孩子的食品，还有她妊娠了八个月的肚子。
云抽噎着向丈夫诉说了那些越共干部在她妊娠期间对她的蹂躏。作为改造释放人员，婷对此也无可奈何。
婷的归来引起了越共干部的不满，他们准备把他送到“新经济区”去，显然是企图长期霸占那位秀色可餐的少妇。经过商议之后，婷和云变卖了所有的家产，辗转来到朔庄省的故乡，与四十几名逃避越共送往“新经济区”命运的市民合资买下了一条机动渔船，打算从永州渡海逃到澳大利亚或者其他国家去。
他们在启程之前从收音机里得知，西方国家的军舰已经开始在南中国海一带巡弋，营救遇难的船民，所以根本没有预料到将要遭受的噩运，而是满怀希望的憧憬地离开了他们在越共政府恐怖经济下的祖国。
登上了那条白色渔船的难民多是西贡市民和他们的家属，相似的遭遇使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这种冒险的途径来摆脱被送往“新经济区”或监狱的命运。
备足两桶柴油，他们在一天深夜悄悄离开了海岸，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便来到了公海，由一位越南渔民驾驶着机动渔船向南行驶，皎求穿过印度尼西亚的卡里马塔海峡和巽他海峡前往澳大利亚。所有的船民对此都很有信心，他们在出逃前变卖了全部财产，把钱在黑市上换成美元带在身边，以保证在中途任意一个地方购买汽油和食品，并作为到达澳大利亚之后的生活费用。
渔船在茫茫大海中行驶了三天，而他们带到船上的食物十分充足，那些因为晕船而不断呕吐的船民也渐渐平稳了下来。离开了越南海域，他们的心情非常坦然，开始相互交谈，儿童们都跑到甲板上去玩耍。
中午时分，船民们开始吃午饭。忽然，一个伏在船舷眺望远处的儿童兴奋地喊道∶“Thuyen Chai！”（渔船）船民们顺着那个儿童手指的方向望去，见到远处海面上出现了一条机帆船，正在向他们驶来。所有的船民都非常高兴，因为他们已经孤寂地在海上行驶了三天，没有遇到过他们曾认为随时都在巡视西方国家营救船民的军舰，甚至连一条过往的货船或者渔船都没有看到。长时期的寂寞感和脱离越共统治的愉快使他们都聚集在甲板上，向那条正在驶进的机帆船欢呼、招手。
机帆船驶近了，开始靠上船民们乘坐的渔船。在那条机帆船的甲板上站着二十多名赤膊或者身穿各式花格衬衫的泰国人。他们一言不发地望着那些激动的船民。
突然，就在机帆船与船民们乘坐的白色渔船相靠的瞬间，一名泰国人举起土造的手枪向渔船的驾驶舱开火，驾船的越南渔民当场就被打死了；与此同时，手持匕首、斧子和铁棍等凶器的泰国人跳上了渔船，把正要逃进船舱里去的船民都赶到一起，集中在桅杆下面。
惊慌失措的船民在海盗们的武力之下全部跪在甲板上，看着他们把船民的财物搬到机帆船上去。四十八岁略懂泰国语的西贡出租汽车司机李试图与海盗们进行交涉，结果他的颈部被一个海盗用斧头砍伤。见到那个状况，其他的船民不敢再作任何反抗，因为他们的手里一把刀子也没有。他们只是指望海盗们尽可能少拿他们一点东西，然后马上离开渔船。
由于事先没有准备，船民们的财产大多数放在船舱里，所以每一个人都焦急地望着海盗们从船舱里搬出的东西。有一家人见到海盗准备把他们所有的财产都运到机帆船上去，于是他们不顾一切地扑过去与海盗抢夺。在他们的带领下，一些船民也从甲板上站起来，在摇晃不定的渔船上同前来抢掠的海盗展开了激烈的搏斗。结果，五名越南船民被打伤之后扔到了海里。取得胜利的海盗开始搜查船民的衣服，因为他们认为船民身上肯定还带着一些钱。
一个小时之后，那些海盗离开了渔船。财产被洗劫一空的越南船民茫然地坐在甲板上，被扔进大海的船民的亲属哭泣着。离开越南以后他们受到的第一次打击，使得他们沮丧地垂下了头。逃往一个自由、舒畅国家去的希望，在他们的心中黯淡了，但是却没有失去。他们认为这次打击或许是对他们意志的一种考验。
经过商议，船民们决定在一名在中学教地理的教师潘贵言代替被海盗用枪打死的越南渔民，继续他们坚定不移的航程。在以后的七天当中，海盗船再也没有出现过，船民们尽量节省着剩下少得可怜的食品，避开所有的船只，一直向南行驶着。
尽管船民们曾经决定在到达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之前不再靠近海岸，但是他们仅存的食品已经吃光了，燃料也即将耗尽。于是，潘贵言只好驾驶着渔船偏离了航线，开始向附近的一个岛屿靠近。
黄昏时分，渔船在距离小岛几百码的地方停住了，十名船民跳下水，向岸边泅渡过去，他们要到岛上去寻找一些食物，并询问一下他们现在所处的方位。潘贵言认为，他们至少已经航行了五百海哩以上，再有几天他们就可以穿过卡里马塔海峡和巽他海峡进入印度洋，一直向澳大利亚前进了。听完潘贵言的话，每一个船民都非常兴奋，似乎他们已经看到了澳大利亚金色的海滩。
不久，天色渐渐黑了，船民们的热情很快就被深深的焦虑所代替，十名上岛去寻找食物和帮助的船民仍然没有返回。船民们呆在孤零零的渔船甲板上，望着岛上闪烁如繁星的灯光，心里产生了一种凄凉寂寞的感觉，几个越南儿童由于饥饿哭泣起来。
“他们会回来的。”潘贵言安慰着忐忑不安的船民们，而他自己却一直用仅存的一加望远镜监视着海面。
四边海面上一片寂静，只有海浪拍打船舷发出的单调的声音。虽然船民们的衣服都已经湿潞潞的，他们却坚持留在甲板上等待着。几天的连续航行使船民们变得沉默了，离开越南海岸时的欢乐渐渐被焦虑和茫然的感觉所代替，以至有些人怀疑起他们是否能够如愿以偿地到达他们渴望的那个国家澳大利亚。
“我们会不会再遇到海盗船呢？”正在给她六个月婴儿哺乳的黄氏云担心地问道。
婷望着她看了一会，没有回答。云深知丈夫厌恶那个正在大口吸吮着她的乳房的、并不属于他的婴儿。他曾经建议把那个婴儿送给永州的渔民，但被云拒绝了。
却一再向丈夫说明，那个婴儿是无辜的，并保证一到澳大利亚就把婴儿送到抚养院去。婷没有理睬她，他憎恨那些奸污了他的妻子，把他送到“新经济区”的越共官员，也憎恨越共官员留给他的耻辱那个正在吃奶的婴儿，甚至也憎恨精心照料那个婴儿的妻子。他认为不需要再辨别什么正确与错误，所有船民亲身经过过的一切都早已为他们作出了回答。这时，妻子的头发被风吹过，夹带着一股海腥味指过他的脸颊。
夜已经深了，气温下降许多，船民们冷得发抖，饥饿和疲惫终于给他们走下了船舱，在拥护中入睡了。
突然，一阵马达的轰鸣声和人们的嘈杂声把船民们惊醒了，他们纷纷爬出船舱来到甲板上。
距离渔船几米远的地方有一艘军用汽艇，探照灯把渔船的甲板照得很亮，在汽艇上站有许多身穿黄褐色卡叽布制服、携带枪支的军人。一名军官站在船舷，手持扩音器，开始用英语在向船民们喊话。
潘贵言和另外几名懂得英语的船民开始与那名军官交涉。从对话中他们得知，他们已经来到了印度尼西亚的大纳土纳岛。那艘汽艇是印度尼西亚的边防巡逻艇。
印度尼西亚巡逻艇上的军官严厉地通知船民们必须马上离开那里，并向他们宣布大纳土纳岛决不会接收任何一个逃到那个岛上的越南船民。
潘贵言愤怒地向那个军官喊叫着，告诉他船民并不想停留在那个岛上，只是要求一些食品和燃料，以使他们完成前往澳大利亚的航程。另外他还说，已经有十几名船民到岛上去了，船民们必须等待他们回来。
那名军官用印度尼西亚语对士兵发出了命令，一瞬间，那些士兵扣动了扳机，子弹呼啸着从船民们的头上掠过，潘贵言和另外一名船民中弹倒在甲板上，其他的船民惊恐地急相逃下船舱。
枪声停止之后，那名印度尼西亚军官又开始用英语喊话，让船民们迅速离开，以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显然，在那里继续停留下去只会有危险。越南船民们毫无选择地开动了燃料几乎耗尽的渔船启程了，而那条巡逻艇不放心地一填押送他们行驶几十海哩以外。
事实上，船民们只要一直向西行驶几百海哩左右，就可以到达虽然悲惨但是比他们以后的遭遇要好得多的阿南巴斯岛难民营，那是离他们最近的地方。然而，船民在忙乱中迷失了方向，驾驶着渔船向西北方向开去。
第二天上午，渔船的燃料耗尽了，两天没有得到任何食物的船民们伫立在甲板上，希望能够等到一条过往的船只，他们并不知道，所有的渔船和商船都得到了台风警报，回到港口或者寻找避风的地方抛锚了。
浓黑色的乌云从远处的地平线上滚滚而来，海浪越来越大，渔船剧烈地颠簸摇晃。船民们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却已经无能为力了。所有的燃料都耗光，而远离海岸的渔船，既没有通信设备、也不可能进行逃避。杜文婷命令船民全部进入船舱，指挥几名身体强壮的船民将最大的桅杆放倒，抛下所有的铁锚。沉重的铁锚落入海里迅速下沉，铰链入尽了，却仍然没有接触到海底。
不久，强大的台风袭击了整个海面，汹涌的波涛使渔船上下起伏着，有时几乎要把它掀翻。船民们偎缩在船舱里，心里充满了绝望之情。他们曾天真地认为，即使遇到一些风浪，也会马上得到援助的；直到几天艰难的航行和磨难之后，他们才认识到广泛的、变幻莫测的海洋中航行意味着多么大的危险。
也许因为渔船四周沉重的铁锚，也许是因为他们处于台风的边缘，总之那条似乎已经无望的渔船居然在台风过后幸存下来，只是被向北吹出了几百里海哩。
海上的颠簸和长达三天的饥饿使船民们的身体极度虚弱。他们聚集在船舱里，婷和一些船民们商议着逃生的办法。他们在渔船最高的桅杆上挂起了一块很大的白布，表示渔船已经遇难，他们迫切需要援助。
白布挂出之后几个小时便得到了响应，两条红色的机帆船从不同的方向快速朝这条遇难的越南渔船开来。船民们挣扎着到甲板上，发出了绝望的呼救。
“Cuop bien！Tauo！”（海盗！那是一条海盗船！）一个船民惊恐万状地喊叫了起来。
船民们很快就看到站在机帆船上手持各种凶器的海盗，但是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再逃跑或者进行自卫了。两条机帆船把渔船夹在中间，三十多名海盗跳上了甲板，把船民集中到一起，然后开始搜查抢掠。
海盗们把船舱里船民们仅存的衣物和器皿都搬出来，放到甲板上瓜分。在第一次遭受袭击时被斧头砍伤的李用泰语告诉海盗∶所有的船民都可以把财产都交给他们，只希望他们能够给渔船补充一点柴油。然而，不幸的是，一阵海风吹起了他的衣服，露出他别在腰带上的钱来，海盗揪住他，要他交出钱夹，但是李用手死死捂住腰部，不断哀求海盗们给他留下一条生路。在争夺当中，李的头部和背部被海盗们打伤了，他用尽力气夺过钱夹，向海里扔去。凶恶的海盗们冲过去，把李打昏倒在甲板上，然后抓住他的四肢，将他扔到了海里。
李在离渔船不远处落入了海中，他苏醒了，拼命向渔船游。这时，有一个更大的影子从李的身后深处游上来。李的妻子把身子俯在船舷上，惊恐地瞪着眼睛，尖声调用着。海盗们也看到了那条黑影从水底深处直蹿上来，他们揪住李的妻子的头发，不让她呼喊。
听到了妻子的尖叫声，李顿时明白了将要发生的一切，开始加快速度向渔船游过来。
然而，一切都已经晚了，就在李刚刚游到船边的时候，一条八英尺（２．４３８４米译者注）长的蓝鲨飞速滑出水面，张开布着两排锋利如刀的牙齿咬向李的腿部。随着一声惨叫，蓝鲨的利齿一合，李的一条腿刹那间不见了，水面顿时被鲜血泄成红色，而那条咬住食物的蓝鲨转过身子，尾部在海面一扫，便钻入水里去了。
李的鲜血使其它的鲨鱼大肆疯狂起来，近百条大小不同的鲨鱼蜂涌着从远处的海底以令人难以至信的速度赶来，拼命蹿来蹿去地抢食着李的肢体，顷刻之间，李便葬生在鲨鱼的腹中。李的妻子尖叫着昏迷了过去。
海盗们仿佛观看了一次精彩的马戏表演，馀兴未消地望着其他的船民。他们剥光了李的妻子的衣服，从她贴身短裤中找出了一些钱，便把她扔到船舷外面。
疯狂的海盗强迫所有的船民把衣服脱光，一丝不挂地站在甲板上接受检查，妇女和儿童也不例外。这样，许多用布逢在内裤和乳罩里的美元被搜了出来。
分过抢劫的美元之后，海盗们聚集在一起用泰语商量了几分钟，然后把船民们按男人、女人和儿童分开。所有的男人的手都用绳子反捆起来；接着，海盗们开始把男人逐个扔出船舷，落入在海面徘徊的鲨鱼群中。
海面上顿时沸腾了，数百条五至十五英尺长的鲨鱼，张开布满利刃般牙齿的大口吞噬着被扔到海里的船民，大片海水被泄成了红色。转瞬之间，十九名男人全部被疯狂的鲨鱼吃光了。海盗们又将五名年幼的儿童扔到了海里。云赤身裸体地抱着六个月的婴儿站在十名妇女之间，极度惊慌地望着婷被海盗们高高抛出了船舷，掉进海里。这时，一名海盗走过来，抢走她怀里的婴儿，抓住那婴儿的一条腿向船外扔去，那名婴儿在空中划出了一条半弧形，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啼哭便落入了海里。
十一名赤身裸体的越南妇女和三个不满十岁的女孩子惊恐万状地畏缩在一根桅杆之下，全身颤抖地跪在甲板上，乞求那些凶残的海盗们不要把她们也投入海中。
（此处删节１１行）
海盗头目让其他海盗轮流强奸那三名幼女。
不久，那三名幼女就在凶残的海盗的轮流强奸和蹂躏之下，嘴大张着在痛苦中死去，她们的尸体被扔到了海里。
在那三名幼女惨遭强奸的同时，其她十一名越南妇女也遭到了海盗们的野蛮轮奸。在傍晚时分，海盗们把一位妊娠七个月的孕妇反缚在桅杆上，轮流污辱她来取乐，还强迫其馀的妇女走上去，每人在她隆起而绷紧的肚子上重击五拳。慑于海盗们的残暴，十名妇女被迫走上前，用拳头打着她们的同胞，直到她昏死过去。
当那位孕妇苏醒之后，海盗们抚摸圆鼓的肚子，剧痛使她痛苦地呻吟着。两名海盗握住她两只乳房捏挤着，在没有看到奶水泌出时，恶毒的海盗竟将两把匕首从她的奶头插进她的乳房。最后，那名海盗头目手持尖刀，将那名孕妇活活剖腹，取出尚未出生的胎儿和内脏逐件扔进海里，然后把孕妇尸体的肉割成一片片地反过来悬在骨架上，以此恐吓其她的妇女。夜幕降临了，海面上一片漆黑。海盗们把汽灯挂在桅杆上，继续蹂躏着那些落入他们手中的越南妇女。那其间他们又把四名年岁较大的妇女野蛮地杀害了；直到午夜时分，发泄过残暴的海盗，把仅存的六名年轻妇女锁到船舱里，然后回到他们的机动船上去了。
次日清晨，海盗的机动船挟带着被掠来的渔船启程了。那些海盗们在回到泰国海岸之前，一直把关在船舱里的越南妇女拉到甲板上进行持续不断的蹂躏。
以后的几天里，云受到了极大的折磨。海盗们除对她施加轮奸之外，还要不停地饮用她的奶水。当然，云所受的折磨与其她五名年轻妇女的遭遇相比，仍然算是比较幸运的。她们经常被海盗们吊到桅杆上去鞭打，或者被咸涩的海水灌得肚子胀大起来。一名十九岁的姑姑被海盗用蘸了酒精的布包住乳房，塞进下身，并将她双臂平伸紧缚在桅杆的横木上点燃。那姑娘痛苦地跳动着，惨叫着，火焰烧灼着她的肌肤，而海盗们却唱着歌观赏。
云记得那姑娘是西贡前军需部门的打字员，曾经遭到过越共政府的逮捕，在志和监狱渡过了两年。后来，她因拒绝过一名越共干部的调戏而受到迫害，甚至连她的口粮也停发了。云一家是与她在薄寮市相遇的。当时她同她的未婚夫，一位被越共政府通辑的“罪犯”潜逃到那个海滨城市，准备前往澳大利亚。她告诉云，她的一个亲属在西贡陷落以前便逃到那里去了。落入海盗的魔掌中之后，那位年轻姑娘的未婚夫被扔到海里去，葬身于鲨鱼的口中。而她自己去被海盗昼夜肆意宣淫、凌辱，至使她便溺失禁，连站起的力气都没有了。
第三天上午，海盗们互相商议着什么事情，把渔船的缆绳也解开了。云猜到船已接近了海岸，认为海盗们在离开之前一定会杀死她的，于是乘海盗们不注意，悄悄拿了一个散落在甲板上的救生圈，挣扎着向船舷爬去，想跳进海里逃生。然而，她已经极度虚弱，以至还没有爬到船舷就被海盗发现。他们狞笑着把云和另外两名幸存的越南妇女拖到桅杆前，把她们的双臂平伸地紧紧缚在桅杆的钢丝绳上，然后离开了那条渔船。
海盗们驾驶着机动船开走了，被紧紧缚在很高的桅杆上的云绝望地尖叫着，希望他们能把她杀死，而不要以这种残酷的方式让她们活活饿死。但是，她的乞求没有被理睬，海盗的机帆船渐渐消失在海平线上。
云被海盗们缚在最高的钢缆上，双脚被绳索反拽向后上方，象悬挂着的展品似地在海风中摇晃着。
可怕的夜幕使海面变得异常恐怖，一切的生命都消失了，一切的希望也都消失了，没有人可能看到在茫茫大海中漂荡的渔船，更没有人能够看到三名被赤身裸体悬挂着的越南妇女。绳索勒进了云的肌肤，她的四肢渐渐麻木了，只有思想还依然活着。她甚至后悔不该进行这次出逃。无论怎样，如果呆在越共的统治之下，她的丈夫和四个孩子总是能够活下去的。她坚信这一点，虽然在出逃之前她曾经担心一家人会死在越共干部的手里。
“越共警察虽然残暴，但是他们还不象海盗那样。”云对我们说，“许多越南人宁愿死在海上，也不愿留在西贡。可是那种死去的方式太可怕了。”
那位唯一幸存下来的越南妇女注册后，被美国政府作为难民接受，生活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她开设了一个鲜花商店，每天的收入相当可观。她告诉新闻记者，过去的那种恐惧感已经消失了，但是她常常怀念死去的丈夫和孩子。“也许我的要求有些过份。”她用不太熟练的英语说，露出十分妩媚但不无凄楚的笑颜。
大多数越南船民都遭受过类似云那样的命运，幸存的船民几乎是死去船民的半数。美国第七舰队营救了一位名叫阮文福的十六岁的船民。他当时正抱着一块木板在南中国海面上漂游。福在到达泰国南部沿海城市宁卡之后说，他们乘坐的渔船与海盗船发生了战斗，结果海盗获得了胜利，把他的一百三十名同伴都杀死，然后扔到海里。
到达马来半岛以北一百六十公里的印度尼西亚阿喃巴斯群岛的一百多条印支渔船中，有九十六条遭到过海盗三至五次的袭击。印支船民声称，与他们结伙同行的许多渔船被海盗船带走了，尤其百那些已经没有什么财物而女性又占多数的渔船。
尽管泰国难民机构不肯透露她的姓名，那位二十八岁的越南妇女还是向新闻记者讲述了她亲身的经历，听起来非常熟悉的遭遇。四条从宋卡出发的海盗船袭击了她和其他船民，将金子和财物抢走。一半船民，包括她丈夫和两岁的儿子都淹死在大海中，另外三十名男性船民也遭到杀戮。在屠杀之后，海盗们把锁在船舱里的女人带到甲板上施以轮奸，然后扔到船舷之外。海盗船长显然喜欢上那名妇女，快靠岸时给了她一个救生圈，把她推到海里，从他那些凶暴的船员手里拯救了她。
国际援助官员说，每一条印支渔船，平均要遭受四次以上海盗的野蛮袭击和抢掠。一条遭受过二十三次袭击的越南渔船到了最后，已经没有任何值钱的东西了。
从那条船上幸存下来的越南工人说∶“海盗们开始集体奸污所有的越南妇女，包括只有十岁的女孩子。要中哪位父亲想加以阻止，马上就会遭到海盗们的屠杀。”
由三艘意大利军舰组成的船队营救了九百三十岁船民，其中包括逃往美国的前政府总理阮高其的长子，二十六岁的阮高明。意大利威多奥．维尼托号巡洋舰营救了拥护在四条小船里的三百一十九名船民，并且把他们拖离马来西亚海域。此后，马来西亚电台公布说，又有三百零九名船民被拖到公海。那些船民都获得了意大利的入境批准，到意大利去定居。
意大利军舰是在新加坡港填加燃料的，那里的印支船民给他们讲述了许多有关海盗们残暴野蛮们残暴野蛮的行为。一位老人在海盗的洗劫中，竟然吞下了他仅存的一个小金佛象。而安德莱亚．多里亚号巡洋舰的皮欧．布拉考舰长说∶“新加坡时间１０时３５分，我目睹了一个被命名为安德莱亚．从申的男婴在北纬３．４７度、西经１０３．５５度出生；我又目睹了那个新出生的意大利公民安德莱亚的死亡。”那个男婴死于肺部并发症，是被意大利军舰营救的船民中唯一的伤亡人员。
在东南亚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葡属澳门断然将越南船民拒于门外。四百三十名竞相逃命的越南船民分乘三条小船，经过四天航行后到达澳门时，葡萄牙官员将小船又拖离了海岸，让船民们到距离澳门东面四十公里以外的英属殖民地香港去。
船民转向前往香港的途中，遇到了风速为每小时一百三十海哩的“希望”号台风，那次台风是中午过后袭击香港的，造成十一人死亡，二百六十人受伤。然而，从澳门前往香港的船民全部幸免于难，他们经过十二小时的航行，终于在午夜之后到达了那块英属殖民地。
“那场风暴太可怕了。”一位名叫甄化满的越南船民事后说∶“在越南也有狂风暴雨的时候，但是台风比那要严重十倍。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那样的风暴。”
尽管许多外逃的印支难民遭到了不增，至今依然有大批人员滞留在难民营中，但是，已经有数量可观的难民获准进入了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并在那里过着平安的生活。
二十一岁的越南姑娘琼．阮是在西贡陷落十年之后，与她的父母及五个兄妹作为船民逃出越南而到美国定居的。她于１９８５年５月份毕业于西点军校，成为一名美国军官，并受到了里根总统的接见。“我对有机会为第二祖国工作而感到非常高兴。”琼．阮对新闻记者说。
与琼．阮同时从西点军校毕业的熊．武，二十一岁，也是定居在美国的越南船民。西贡陷落之时，他蜷缩在家里的沙发下面，听着炸弹在附近爆炸的声音。他一家人定居在纽约市，而他是从电视机里开始学习英语的。“我想那一天永远不会再来了。”武说，“我要尽力懂得自由意味着什么，并把它告诉人们。”
十八岁的老挝姑娘奔奈玛尼．坎帕拉索和她十四岁的弟弟苏汶南力于１９８５年７月获得美国的入境许可。奔奈玛尼和苏汶南力是从湄公河北岸偷渡到泰国之后优先获得美国接收的老挝难民，因为他们的父母作为前富马首相的幕僚而遭到了共产党人的迫害。
虽然越共政府答应控制难民的外流，但是已经逃出越南的７５万难民和印支难民显而易见不能够再重返故乡，世界各国必须相尽法安置他们。